《临淄县增修庙学之碑》出土之时，碑身残缺约二分之一，现收藏于临淄区文物局。据碑文载，此碑刊立于元初元世祖至元二年(1265年)，现存残碑为青石质地，碑额用篆书刻“增修庙学之碑”，碑身周边刻有祥云纹，碑文阴刻楷书，凡22行，满行43字，字径约3.5cm。该碑碑文载录于康熙《临淄县志》卷十三，但比对残碑，县志载录内容多有缺略错讹。故以残碑为准，结合县志所载，查缺补遗，将碑文全录于下：

  《临淄县增修庙学之碑》(以下简称《碑记》)

  翰林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

  粤若稽古，孔子之圣，所以继往开来，祖述宪章，贤于尧舜远矣。盖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惟颜氏、曾氏得其宗。曾氏再传，复得子思。孟轲氏阐先圣之道，辟杨墨之说。及濂溪、二程先生出，俾圣贤之道，揭日月于中天。后之学者有所持循据守。於戏！斯文之幸，万世之福也洪。

  惟我皇元，龙飞朔土。奄有万方，列圣相承。武以戡乱，文致太平。礼乐刑政，焕然可述。圣朝爰命国学，天下郡县以道统之传位，颜曾思孟，东坐西向；制增十儒，凛然配食。徳至渥而礼至隆也。

  临淄始封太公，国号曰齐，风土人物，其来尚矣。国朝文学从兴，教谕王佑，持行状上京师，请文刻石。县尹刘从仕下车拜谒庙学，瞻其殿庑圮隘，圣像阙略，惧弗称圣朝兴学育材之旨，惕然以修建为己任。遂度材、董役、僦工、指画咸得其法。委龙得其人，不惮其勤，亲董其事，爰建正殿，展修两庑，粧补贤像。神门规致严峻，棂星模范竦观。讲堂以爽，斋舍以完。皇皇泮宫，翰焕一新。不伤财、不劳民，厥功告成。刘侯莅政之初，首以兴(学)隆师为务，可谓达为政之体。本官瓜代，原究其绩，尤副圣朝崇道古文之化者也。若夫营丘之风俗丕变，人材辈出真儒之效，致君泽民，超轶三代之治，接夫道统之传，得非权舆于此乎？姑摭梗概，以谂来哲云尔。

      至元二年岁次……

      进义校……

      承事郎益都……

      益都路临淄……
 

《增修庙学之碑》碑文考释
 

  1.《碑文》作者

  《临淄县志》对碑文作者没有载录，但根据残碑线索和元代同类碑刻的形制，可略作推论。

  据《碑记》载，为了撰写碑文，时任“教谕王佑”曾受命“持行状上京师，请文刻石”。而残碑保留的信息则更多。残碑按照惯例，将撰写者的官职和姓名“翰林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单列一行，放置碑文正文之前，可惜由于碑身残缺，且县志缺略，故具体撰写者已无从可考。但由这两条信息，可以非常确定的是，此碑碑文系由元初某位在京担任翰林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的官员所写。

  2.《碑文》涉及的地方官员

  《碑文》中涉及的地方官员有“教谕王佑”“县尹刘从士”“委龙”和落款中出现的“承事郎益都□□”“益都路临淄□□”等。《临淄县志》在职官卷对这些人都无记载。故而《碑文》的出土和考证，可以弥补《临淄县志》的缺略，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通过查考《元史》《山东通志》《青州府志》和临淄旧志，均未发现这些人的任何记载。但根据碑文的落款惯例，可以推知在碑文落款处最后出现的“益都路临淄□□”应该就是负责此次文庙增建的县尹，也是此碑的刊立者“委龙”。而据碑文“县尹刘从仕下车拜谒庙学……惕然以修建为己任。……委龙得其人，不惮其勤……刘侯莅政之初，首以兴(学)隆师为务，可谓达为政之体。本官瓜代，原究其绩”则可以推知，“县尹刘从仕”则是“委龙”的前任县尹。碑文中的“教谕王佑”则应该就是在文庙增修完毕之时，奉时任县尹“委龙”之命，进京请“翰林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书写碑文。

  3.《碑文》涉及的地名

  碑文出现的地名一共有四个，分别是“京师”“营丘”“益都路”“临淄”等四个。

  京师：京师即为国都。据史料记载，元初1264年，忽必烈立诸行中书省，改中统五年，即为至元元年，改燕京为大都，随后迁都大都，即北京。碑记刊立时间为至元二年，因而，此时的“京师”应该就是当时迁到北京第二年的元大都——北京。

  营丘：营丘所在，古来就有争论，迄今尚有“临淄说”“昌乐说”等多种说法，未有定论。一般认为，临淄即为古之营丘。《尔雅·释地》载：“齐曰营州”。《汉书·地理志》说：“临淄名营丘”。1979年版的《辞海》直言，“营丘，古邑名，在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北，以营丘山得名，周武王封吕尚于此，后改名临淄。”《碑文》的发现为营丘“临淄说”提供了有力证据。

  益都路：元代设置的一级行政区，直隶中书省。据《元史·地理志一》载，益都路，金为益都路总管府。领司一、县六、州八。直属六个县分别是益都、临淄、临朐、高苑、乐安、寿光。即当时的临淄县是益都路的其中的一个直属县。

  临淄：临淄是齐国故都，公元前1045年，周师齐祖姜太公被封齐地，建都于此。公元前221年，秦灭齐，设临淄县，属齐郡，郡县治所均在临淄。此后至隋唐，虽然临淄隶属不同郡县，但一直为郡(州)治和县治所在。隋唐时期至金，临淄一直作为县治所。元朝建立伊始，临淄隶属益都府，仍为临淄县县治所在地。元至元三年(1266年)并入益都路。至元十五年(1278年)，临淄县复置，属于益都路。此后，明清时期，临淄也一直为县治所。
 

 

  1.关于元代及以前临淄县庙学发展概况

  所谓庙学即宋朝人记述的“即庙有学”，也就是后人总结的“庙学合一”。这里的“庙”指的是文庙(孔庙)，而学则是备受推崇的“儒学”。中国古代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儒学依附于孔庙，孔庙与儒学建在一起，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因此可以说，文庙的变化发展史就是一部儒学的发展史，因而详细考证一地文庙的修建、发展、流变，是研究当地儒学教育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题中之意。

  历史上第一座祭祀孔子的孔庙——曲阜孔庙，始建于孔子逝世的第二年。自因宅立庙、祭祀孔子开始，对孔子的尊崇也一直贯穿于对孔子学说的继承过程中而得到了延续。临淄作为齐国故都，不仅经济富庶而且与鲁国比邻，孔子曾经多次游历于齐，与齐国渊源颇深，据《康熙临淄县志》记载，“稷山，县西南十三里……又齐宣王尝立孔庙，亦名孔父山。”这是鲁地之外有史记载的最早的孔庙。

  有汉一代，汉武帝时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学被奉为官学。魏晋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定孔子的谥号为“文圣尼父”，并下诏郡县各学均祀孔子，为孔庙在各地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也为孔庙与学宫的合而为一奠定了基础。当时的临淄县作为县治所在，故而也应遵从诏令，建庙祭祀。隋唐时期，统治者对孔子的尊崇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各地孔庙的建造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贞观元年，唐太宗诏令天下学皆立周公、孔子庙，后来又停周公祀，专祀孔子，尊孔子为“先圣”，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因学立庙或因庙立学由此开始。作为当时唐河南道青州北海郡临淄县县治所在，这时的临淄必然建有孔庙。开元二十七年，唐玄宗追祀孔子为“文宣王”。另据《崇仁县孔子庙碑》载，开元年间，“定孔子为先圣，庙而定孔子为先圣，庙而衮冕南面，每岁春秋祀焉，由是庙学之礼益备，凡有学者必有庙，示其尊也”。从此，各州县大多在学宫旁边建立孔庙，“庙学合一”的教育体制初步形成。故而，此时的临淄孔庙已经完全可以开始称之为文庙。宋时，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宋真宗改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同时下诏由官府出钱修葺各地文庙。宋仁宗庆历年间诏天下皆立学，于是“凡郡邑无不有学，学无不有大成殿”。

  有元一朝，统治者的尊孔活动一直如火如荼。元大德十年，即《碑文》刊立后的40多年，元成宗在京师(今北京)建造了专供帝王祭孔的庙宇，称“圣庙”，即今天的北京孔庙，与国学国子监并列成为右庙左学的格局。大德十一年(公元1308年)，元武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封号在中国的影响最为深远，同时各地修建孔庙也蔚然成风。有明一代，文庙祭祀孔子礼仪被逐步规范，其释奠、祭器、祭物、乐舞都作为国家礼仪制度被确定下来。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北京孔庙作为国学孔庙正式建成。清代是中国文庙发展的鼎盛时期，全国现存的孔庙建筑几乎都经历了清朝大规模的维修、扩建或重修。至清末，全国的府、州、县设立的孔庙数量达1560多处。

  从以上庙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不难发现庙学发展至元代，乃是一个不断变化，不断积累，不断规范的过程。对其重要节点的把握，对于发现和考释《碑文》所见的元代庙学情况，至关重要。通过考证和分析，临淄县早在战国时期已建有孔庙。历史发展，朝代更迭，战火纷飞，孔庙或毁或修。唐贞观年间，作为当时唐河南道青州北海郡临淄县县治所在，这时临淄的孔庙应该不仅作为尊奉祭祀孔子的场所，更承担起了儒学教化的功能。

  元代临淄县的文庙建设和庙学发展因有《碑记》和县志记载，故而可以进行十分明确的判断。梳理《碑文》和临淄县志，可以发现，元代临淄县增修文庙至少有5次。现罗列于下：

  第一次是《碑文》刊立的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由县尹刘从仕和委龙接续完成。

  第二次是《康熙临淄县志·卷十五》记载的《修学宫碑》，“至元戊寅(1278年)，有善农者以达鲁花赤来为是邑……侯一日访诸耆旧，于市东得宣圣庙故基，芟荒治秽，掇拾瓦砾，缭以高垣，构以大殿、讲堂，庌庑相序而兴。经始于辛巳(1281年)之秋，落成于甲申(1284年)之夏。”由达鲁花赤善农自至元辛巳(公元1281年)至至元甲申(公元1284年)耗时4年。

  第三次是《康熙临淄县志·卷三》记载的“儒学。在县治东南。元成宗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建，元末毁。”

  第四次是《康熙临淄县志·卷五》记载的“忻覩，蒙古人，修学宫”。

  第五次是《康熙临淄县志·卷五》记载的“明理不华，蒙古人，修学宫”。对于此次修建学宫，《康熙临淄县志·卷十三》“元张起岩撰《加封大成至圣圣文宣王记》”有详细记载，通过此文推断，此次修建学宫完成的时间为“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春三月”，学宫修建完成后，参与此次修的县令明理不华、县尹孙邦杰等人专门上京城请史官张起岩写文记录。

  2.元代临淄县对庙学高度重视

  元代“自国都郡县皆建学，学必有庙以祠先圣先师而学所以学其学也。”而庙学之制“莫备于今，诏书屡下，风厉作成，视昔有加，可谓盛焉”几乎是学人的一致认识。著名教育家程端礼认为：“孔子庙遍天下，其制度沿革多有不同，然皆所以尊崇圣人而阐明其道，使君子小人有所瞻仰感化，同归于学则一而已矣。”元著名文士，曾任国子祭酒兼翰林直学士的虞集也认为：“夫庙无与于学也，然而道统之传在是矣”。通过对《碑文》和县志对元代庙学的增修频次来看，元代自有记载的《碑文》刊立的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第一次增修，到有记载的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的最后一次增修，在短短79年内，临淄县曾先后5次增修文庙(学宫)，足见元代临淄县对庙学的重视程度之高。

  《碑记》及《修学宫碑》《加封大成至圣文宣王记》透漏出的直接信息更是十分丰富。《碑记》开篇高度评价了儒学的作用和孔子的地位。直言“孔子之圣”“贤于尧舜远矣”。继而《碑记》提及元代对儒学的态度是“爰命国学，天下郡县以道统之传位”，“德至渥而礼至隆也”。也正因此，所以县尹刘从仕才一到任看到文庙损毁，才“惧弗称圣朝育材之旨，惕然以修建为己任”，而县尹委龙更是评价这一行为“尤副圣朝崇道古文之化者也”。碑文记载“国朝文学从兴，指出了临淄县地方政府”增修“文庙的动力和”增修“县文庙的直接原因。碑题既然冠以”增修，而不是“重修”、“新修”或“修”，可见元朝建立以后，第一次对临淄县文庙的修缮，是在对原先文庙修复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建。同时，这也说明未修复前的临淄县文庙“殿庑圮隘，圣像阙略”的状况，已经不合符当时的定制。而从《碑文》记载的此次修建情况也可以看出，此次增修由两位县尹刘从仕和委龙接力完成，修复时间长达4年，足见重视程度之高，修复力度之大。

  《加封大成至圣文宣王记》撰文者是元朝首开科举后的第一位状元，曾任国子监丞、国史院编修官、监察御史等官职的章丘人张起岩。碑文撰写于“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距大德十一年(公元1308年)，元武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刚刚过去16年。文中，张起岩照例追述并高度评价了元武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指出元代在庙学教育上“敦上文教，钦念圣制，推崇兴举屡矣。”并对临淄县文庙的儒学教育提出了期许。这时与元初相比，儒学的发展已经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3.元代临淄县文庙的规制。

  元代庙学的建筑结构是比较完善的，由于是政府办学，学田有一定的保障，经费相对充足，因此，其庙学的各项设施也比较完备。元代庙学有三部分：庙(也称礼殿、大成殿、夫子庙、文庙等)、学宫以及其他辅助设施。“庙以观其礼，学以育其士”，而教学辅助设施则是庙和学实现其职能的必要条件。一般而言，庙学之庙位于学校的中心，庙内塑孔子像，正中南面而坐，孔子以下为四配(颜子、曾子、子思、孟子)东坐西向，十哲分列左右。庙的东西两边有从祀廊庑，绘七十二子像(后增至一百零五人)于其中。学宫由明伦堂(名称不一)、学斋及尊经阁组成。庙学的第三部分为辅助设施，包括：会食之堂，仓庚(库)，直舍(宿舍)等。庙学周围有围墙，外为棂星门，内有学门，学门里面凿湖为泮池，池上修桥通往孔子庙。

  元代临淄县文庙建筑形制通过《碑记》可见一斑。此时，元初对文庙供奉祭祀的先贤已经有了“颜曾思孟，东坐西向；制增十儒，凛然配食”的标准。经刘从仕和委龙两任县尹的修缮和扩建，在至元二年(1265年)时，临淄县文庙已是，“爰建正殿，展修两庑，粧补圣像。神门规致严峻，棂星模范竦观。讲堂以爽，斋舍以完。皇皇泮宫，翰焕一新”，由此可见，元初临淄县文庙已经初具形制，拥有正殿、东西两庑、棂星门、讲堂、斋舍、泮宫等建筑。另据《康熙临淄县志·卷十五·碑文》中《修学宫碑》载，通过“缭以高垣，构以大殿、讲堂，庌庑相序而兴”，以至“诸祠庙棋布星列、金碧相望，素王一亩之宫”。此处“一亩之宫”，虽为谦词，但从整修时间跨度之长，以及诸祠庙”金碧相望“来看，此时的临淄县文庙的规模已经很大，布局构造已经非常完善，文庙的主体建筑也都一应俱全。

  4.《碑文》所见元代的文人的心态。

  元人以武力征服天下后，元世祖忽必烈早期推行尊崇儒学、重用汉族文人的政策，给了当时的文人实现自身价值的机遇，而且重修、增修庙学，正是元初推崇文治的表征之一。《增修庙学之碑》碑记中，“武以戡乱，文致太平。礼乐刑政，焕然可述。圣朝爰命国学，天下郡县以道统之传位……”表达了元初文人对新朝文治的期许，这成为了一种特殊历史环境下的特殊心境。

  其次，文庙作为士子儒生实现兼济天下之志的起点和精神支柱，在碑记中他们既表达了战乱导致文庙毁坏的哀伤，同时又表达了他们迫切期望恢复文庙的教化功能，使一方百姓的民风民俗产生巨大变化的愿望。例如，在《碑记》中记载“若夫营丘之风俗丕变，人材辈出真儒之效，致君泽民，超轶三代之治，接夫道统之传，得非权舆于此乎？”

  5.齐文化对临淄影响深远。

  前文考证“营丘”可知，《碑记》对确定临淄即古代营丘提供了重要论据。此外，在县志中有记载的有关元代文庙修建的碑记中，无一例外的都提到了齐文化对临淄县社会教化功能的影响，在《增修儒学文庙记》中记载“临淄始封太公，国号曰齐，风土人物，其来尚矣。”在《修学宫碑》中记载“况我齐鲁，染圣贤之化，为礼仪之乡……临淄又齐故都……复礼仪之乡，未必不自临淄始“。再如《元加封大成至圣文宣王记》中则记载”夫临淄，故齐都也，以列国考之，千有余岁。岂伯政之习，犹有存者，与圣朝文轨混一，化行远迩。”这些记述，出自不同人之手，但却不约而同对齐文化给予极高的评价和肯定，可见齐文化在临淄影响深远，泽被后世。   （王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