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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提摩太青州府传教纪略
来源:今日青州网      时间:2012-06-15 16:40:57      
内容摘要:李提摩太是第一位在青州府传教的外籍牧师。他从结交社会的最下层,甚至粗人开始,传播他所敬仰的宗教教义以及西学文明,启蒙民智,赈灾扶弱,赢得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好感;利用主持广学会的传媒资源,鼓吹变法,...


李提摩太是第一位在青州府传教的外籍牧师。他从结交社会的最下层,甚至“粗人”开始,传播他所敬仰的宗教教义以及西学文明,启蒙民智,赈灾扶弱,赢得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好感;利用主持广学会的传媒资源,鼓吹变法,致力改革,在当时中国社会的转型与革新中起了催化作用;结识丁宝桢、李鸿章、张之洞、翁同龢、庆亲王、荣禄、康有为、袁世凯、孙中山以及日本的伊藤博文、美国的罗斯福等权贵,涉足政坛,施展才华。直到深得光绪赏识而被任命为皇帝顾问,在民众——朝廷——列强之间穿针引线,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他获得美国神学博士、文学博士,英国法学博士等荣誉称号。清廷赐予他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并诰封三代的荣典。
 

 

早年的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出生之地(坦格莱盖耶农庄)


    李提摩太1845年出生在英国威尔士省卡马孙郡的法尔德普林村。他的父亲起初和他的祖父一样当铁匠,后来成了一所农场的业主。他十四岁前,在建在他家农场的地上的一所与公理会礼拜堂连在一起的学校求学。1858—1860年欧洲宗教复兴运动像燎原之火,席卷美国、北爱尔兰、威尔士、苏格兰、挪威、瑞典。那些不信上帝的人开始转变信仰,李提摩太向基督表白了自己的信仰,并在家乡的一条小河里接受了洗礼。十五岁时,他父亲要求他到农场里助理农务,他告诉父亲,如果能再资助他上一年学,以后就不需要家里的帮助了。于是到离家三十里之外的学校边学习边接受教师培训,学年末离开,先后在芬尼格罗斯学校专为矿工办的夜校当教师、入斯温西师范学校学习、回农场助理农务、应聘到一所捐助学校当校长。1865年入哈佛孚德神学院学习,入校后,引进首调唱法体系,并介绍到浸礼会等教派。与同学一起向校方提出:以对话语言——近代语言的学习,取代希腊语和拉丁语的研究;以囊括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在内的世界通史,取代单纯的欧洲史;讲求实用的现代科学比空泛的形而上学和神学研究更有意义。并以极大的热情参与了课程改革的请愿,庆幸的是校方居然同意大规模修改课程。1869年神学院毕业。
 

     申请来华传教


24岁的李提摩太 
     

    1866年,以戴德生为代表的第一批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向中国内陆腹地的进军,掀起了一场有关中国的传教运动。这个运动在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协会内部引起了很大共鸣。戴德生正是由该协会的资助下来中国传教的,在他的《传教指南》中介绍了他在中国传教遵循的原则:相信上帝会提供所有必要的帮助;对祈祷者即时给予明确指导的能力,比出国传教前接受特殊文化训练更重要;情愿深入内地,穿当地的衣服,住土著的房子,吃中国饭菜,随时准备过一种自我牺牲的生活,而不是安居在沿海商埠的繁华里花天酒地——自甘坠落。浸礼会内有人提出应当比照中国内地会制定的传教政策,出台新的传教措施。1868年,李提摩太在哈佛孚德神学院听了魁丽斯夫人关于中国内地会传教事业的答辩演讲后,被那英雄主义的、自我奉献的传教计划感化。临近毕业,他向浸礼会协会提交了到中国北方传教的申请,并获得批准。

    1869年11月17日,李提摩太搭乘英国“亚克利”号轮船离开利物浦港,开始了中国之旅。这天,苏伊士运河刚刚宣布开通,由于水浅,“亚克利”号轮船无法通过,只得绕道非洲好望角。1870年2月12日,轮船到达上海,27日,李提摩太到达烟台。来烟台头一年,对第一个在他手里皈依上帝的人进行了考核,并幸运地从当地找到了一位姓程(原太平天国文职官员)的得力助手。随后几年在山东半岛传教,并穿越满洲到过朝鲜,还曾试图定居牟平。迫于当地民众煽动“谁想把自己毁掉,去给洋鬼子抬轿”等排外情绪的压力,不得已又回到烟台。

    1873年秋,李提摩太首次到山东省首府济南,恰逢三年一度的乡试——科举考试,在领略了他认为是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教育制度运作情况的同时,借近一万五千名文武考生云集之机进行布道。在济南大明湖,终于为一位来自河南省的下级军官举行了浸洗礼。1874年由济南回烟台途中,到潍县等半岛各县旅行。8月重返济南府,被传染“热病”,幸得在济南休假旅行的美国牧师麦考文(曾在青州府办过学)照顾康复。后沿渤海海岸线旅行回烟台。1875年初,在烟台与正在烟台准备签署中英《烟台条约》的李鸿章相识。通过旅行和考察,也许是麦考文等牧师的推荐,李提摩太认为:青州府周边有几个当地人教派,信徒很多,其追求的是比中国的三大宗教所启示的真理更高的真理。于是他将定居地定在了青州府。
 

定居青州府 


    1875年元月,李提摩太与烟台一位船长的十四岁儿子(因没学校上学,由李督导其学习)乘马车,迎着暴风雪,用了十二天的时间,好不容易到青州,住在一家旅馆里,专心研究中国文学和宗教,同时给从烟台带来的哪个男孩上课。当每天下午俩人在大街上散步时,人们都跑出来观看他这位穿着欧洲服装的“洋人”。为接近当地人,改穿中国服装,戴上假辫子。同治帝驾崩后,也和当地人一样在规定的时间内不理发不修脸。这年夏天,益都县丞的妻子感染了霍乱,李提摩太用樟脑油把她从死神手里救了回来;秋天,雨季过后,很多人患了“热病”,李提摩太源源不断地向民众免费发放奎宁丸。有位五十岁抽鸦片烟的青州府管税粮款的司库,膝下无子,娶了偏房,仍未如愿。司库求李提摩太帮助,李劝其戒烟,为躲开烟友的熏陶,在征得李的同意后,每天上午来到李的住处,俩人成了朋友。时间长了,有人开始邀请李提摩太到其家里喝茶,当李坐在主人屋子里时,各种各样看热闹的人们就会凑到纸糊的窗子前,每个人都悄无声息地用手指头尖沾着唾沫把窗纸戳一个洞,用一只眼睛对准洞口往里窥探。每一次离开,主人都要重糊一次窗纸。

    李提摩太为避免被那些来旅馆瞎逛的闲杂人员的骚扰,由青州府司库当“保人”,在益都县衙附近租到了一个坐北朝南的四合院,其实房东就是县丞。时间不长,有一个排外的退休知县,找到县丞,责备其把房子租给外国鬼子。县丞告诉他,道台(管辖青州、莱州、登州三个州)最近发布公告,不要辱骂外国人,以免引起国际争端,如果拒租,道台会找自己麻烦,况且青州府司库当的“保人”。他没能说服县丞——自己以前的下属,又去找现任知县,要求将李提摩太赶出城去。现任知县告诉他,只要知府下令,才会采取行动。于是这位退休知县拜访青州知府,(满族人)得到的回答是:“北京生活着许多外国人,从来没出现过什么麻烦。我听说那位外国人发放过药品,为民众做了不少好事,无缘无故地找他麻烦是说不过去的。但是,如果你听说他做了什么错事,来告诉我,我不会坐视不理的。”很快,整个青州城都知道了退休知县吃瘪的消息,从此,李提摩太平安无事地在青州住下来。
    在青州安顿下来之后,李提摩太专心致志地继续他的学术研究。在先前学习理雅各博士翻译的儒家经典的基础上,开始研习大众化的宗教书籍。如儒、道思想家布道小册子汇编《近思录》、佛教的《金刚经》。通过学习,掌握了中国人熟悉的宗教词汇,接受了这些典籍中的宗教思想,并用中文写了一篇《教义问答》。同时,翻译了《拯救之道》、《神圣生存》等。李提摩太十分注重结识当地的思想领袖。先后拜会青州府两个不同伊斯兰教派别的清真寺以及培训伊斯兰教师的神学院。徒步七十里到青州山区拜访一位著名教派首领和住在山洞中的道教隐士。通过接触不同宗教,找准开展工作的切入点。为满足当地教派需要,李提摩太从手头上所有的英语和威尔士语教义问答书中选择一些最好的,又加上一些对中国人的良心有吸引的问题和答案,参考当地非常通俗的宗教小册子,剔除其中的偶像崇拜成分,插入了对惟一真神的信仰内容,编写了新的《教义问答》。努力的结果使当地一个虔诚的织布匠转变了信仰。织布匠将《教义问答》带回家每天研读,有一天他正在用功时,他的妻子突然痛哭起来,他问是什么惹她伤心了。“你将要进入天堂,而我将被抛在后面”她回答着哭的更伤心了。“但你也可以学习耶教,进入天堂啊!”他说。从此,织布匠夫妻一起学习《教义问答》。最后,李提摩太在青州城西门外的南阳河为这一对夫妇进行了洗礼。
 

青州府赈灾



李提摩太夫妇


    1876年春,青州各县的农民们播下种子后,雨却没有下来,官员和民众都忧心忡忡,人们到各种各样的寺庙里祈祷求雨。最后,益都知县在自己的脖子、手腕、脚踝上带上锁链,带领着头戴柳条帽的巨大人群,徒步穿过青州城,到城外主要的庙里求雨。当官员们在庙中神像面前跪拜时,乡民们就跪在外边的院子里,以最急切的心情祈祷雨的降临。李提摩太抓住人们有庙就拜和向各种偶像祈祷的企盼心理,骑马走访了青州府辖区内的十一个县城,并将写有“若想求得雨,最好抛弃死的偶像,追求活的上帝,向上帝祷告,按照他的戒律和要求生活。”的海报贴上每个城门。这既作了宣传,又有机会与各地的民众代表进行交流。
    5月9日这一天,发生在益都的抢劫案就有十九起。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持匕首抢劫刺伤了一个大人。到5月底,雨依旧没下来,民众开始惊慌不安,社会秩序陷入混乱。一群妇女蜂拥进入一位富人的家里,占领了它,在那儿生火做饭,然后又拥到另一家吃下一顿饭。男人们看到这种办法不错,便组成了五百余人的群体,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劫掠取食。知府和知县被巡抚摘去顶戴,限期维持好社会秩序,否则就免去官职。出于无奈,衙门将“暴民”关在木笼子里,慢慢地把他们活活饿死。在临朐鹿皋一带,有个曾被当地四十村推选为抵抗太平天国起义军的首领,因拒绝这些村子拥戴自己带头造反逃进青州城,结果家里六个亲属被激怒的乡民杀害。6月30日,两位分别来自寿光、益都的秀才——民众推选的代表,跪在李提摩太面前,恳求李做他们的首领,举行暴动,李建议他们采取建设性的方式,而不是通过破坏来改善人民的处境。李提摩太曾拜会青州知府,建议奏请中央政府组织从朝鲜和日本进口各种谷物,免除进口税,以降低价格。7月3日晚,青州城东二十六里的凤凰屯准备起义,派人请李提摩太做头领。李回绝邀请并对来人讲,他将到济南,劝说巡抚为民众提供更多的服务。7月7日,李提摩太拜会了山东巡抚丁宝桢,丁对李提出进口粮食、修筑铁路、开采矿产和提供就业机会的建议深表赞许。但不久丁调任四川总督。
    李提摩太积极参与赈灾工作。他致函烟台、上海等地的教会组织及其朋友,说明这里的受灾情况,还委托他们在当地外文报纸上刊登。不久,在不同港口都成立了救灾委员会,大量资金汇到青州府,记在他的名下。他为确保救济金发放到所有受救济人的手里,又要避免重复领取,无奈站在城里最贫困地区的一条狭小小巷的尽头,让接受救济的人排着长队从他身边走过。每发一笔救济金,就在接受救济的人的手上涂上不易洗掉的标记。他为了把救灾和布道结合起来,将饥民引导到空旷的打谷场里成行成排地坐在地上,并告诉饥民们只要安静坐着,就把救济金分给大家,发放完毕后,再让大家跪下来祈求上帝,垂怜众生。李提摩太通过这一系列颇具说服力的工作,向他咨询宗教方面事情的人越来越多,一年之内,就有超过两千名对基督教产生兴趣者在数十个活动点定期举行礼拜,遍及青州的东、南、西、北。
    救济工作并非总是顺利的,尽管先派人到各个村统计需要救助的人,发给他们领取救济票证,到指定时间和地点领取。可有时超过持救济票好几倍的人聚集在发放地点,请求救济,给发放工作带来了不便。在昌乐进行的救济工作,李提摩太差点搭上性命。一开始受手头资金的限制,考虑到一个家庭培养秀才的不易以及学者阶层对基督教的反感,为了通过实践而不是理论让他们接受基督教的价值观,李提摩太决定先向昌乐县的每一位秀才发放一笔救济款。稍后,更多的资金到位了,决定再对受灾最严重的数个村庄发放救济,并派人对村里贫困的人家登记在册。最后到发放的日子,到潍县将银两兑换成铜币,雇佣三辆马车,每辆车由三匹骡子拉着,当经过昌乐县城时,知县认为李等先贿赂上层人物,又鼓动民众,居心何在?并扬言不给予保护,意在使他身边的人得到暗示。果不其然,马车在离开城南用午餐的旅馆不到三十米,一大群人气势汹汹地围了上来要枪车上的钱。马车随掉头躲进旅馆里。李提摩太自己骑马到发放救济金的中心村子,向早已在此等候的数千人说明情况,但不敢把全部实情告诉人们,怕引起更大的混乱。通过劝说,每村留下两三位老人。最终商定每村在指定时间到青州城领取救济金。
    第二天傍晚,李提摩太回到那家停放马车的旅馆,旅馆外的人群聚得非常快,很明显是蓄意的危害。他吩咐助手二十分钟后,带上五串(千文)钱,离开旅馆和马车,到通往青州的公路约六里路远的某地等他。他说罢快速打开旅馆大门朝昌乐城门走去,人群拥挤着跟在后面。他进城后径直闯近衙门后院,直截了当对知县说“你了解南郊的情况,旅馆里有装着铜钱的马车。我的仆人二十分钟内离开那里。现在围馆的人群有暴力倾向。我郑重提示,在我的人走之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剩下的所有事情由你来负责。”知县叫嚷道:“哦,你的钱和我无关!”“但是,地方的安定是你的责任,”李提摩太说完像来时一样匆匆离开。知县慌了神,迅速派人到旅馆控制住了马车。当李提摩太走出衙门来到一个十字路口,跟随他的人群以为他走南门回旅馆都转向南门,他迅速转向走出西门,坐上人力车,朝尧沟奔去。没走多远,有五六个人从后面超过来,一字排开,坚持让他回旅馆把钱分掉。村民围了过来,他向其中的老者求助解决办法,但这些老者在暴徒面前没了正义感,反而劝他跟暴徒回去。他只好请暴徒到一边解释:“如果回去分钱,成千上万人聚集起来,要求救济金,必定要出人命。不如你们跟我到前面把我同事那里的钱分给你们更合算。”于是这些暴徒跟着他到前面取到钱才作罢。
    而那位得到三马车钱的昌乐知县的麻烦才开始。当昌乐城里的穷人听说这笔钱要在他们中间发放时,他们一起到县衙要求兑现,县衙总以各种借口搪塞。终于有一天,近百名妇女每人带着菜刀和菜板坐在县衙院子里喊道:“我们穷人快要饿死了,当官的不救济,反而把属于我们的钱偷走了,这样的父母官该剁成碎片!”于是在菜板上猛剁一阵。知县迫于众怒,只好兑现承诺。此事件经李提摩太总结后,以《传教士的奇思异行》为标题,先后在美国、英国报纸上刊载。
    接下来的情形不容乐观,随着冬天的到来,为了取暖,灾民们在地里挖一些深坑,二三十人挤在一起。致命的严寒,食物的短缺,导致大量民众死亡。有一个五十人的村子,因饥寒交迫死去了四十人。有的人下了关东,无法迁走的人卖房子卖地,最后将盖在房顶的烂高粱秆和草种子、谷糠一起煮食。甚至出现了买卖妇女的市场,买主都是从遥远的东部来的男人,那些没人买的妇女请求人们无论如何把她们带走,即使什么东西也不给,也比饿死好得多。
    好在李提摩太的朋友,如荷兰公使福格森、英国驻烟台领事乔治·詹姆逊、海关的豪威尔以及烟台教会的卡米吉尔读了他描述这场灾荒的信后,一起讨论决定,将李提摩太的信(英文)寄给上海的《Daily News》报纸,同时由豪威尔把信译成中文,在《申报》上发表。山东巡抚代表受灾最严重的七个县上奏朝廷,请求救济。此后不久,在中国的每个省份都成立了赈灾委员会。时任益都县知县魏家杰是江苏人,也在江苏建立了一个救灾基金,江苏的官员和士绅也加入赈灾的队伍。在青州城里,每天由五万人接受政府供应的质量不错的粥饭,其它八个灾荒中心区建立了类似的施粥场。   
    对于那些可怜的孤儿,李提摩太在益都县设立了孤儿收容院。江苏的救助者到达后,在青州城里也开办了一个孤儿院。但从一开始就被霉运缠上了。由于暴发天花病,孩子大批死亡。相反的是李提摩太开办的孤儿院里的孩子没有一个生病的,送来的孩子越来越多,以至于超出了看护能力。因为没有能力给孤儿院中十二至十八岁的孩子传授新式的工商业技能,不得不求助于各种古老的职业。教他们铁工、木工、纺织和制作绳索等。后来,李提摩太从国外购买了一批从制造一般小玩意儿到威力巨大的手动车床的机器,建成了拥有多种工具的工场。还教给孤儿们了一种新的制毯工艺。
    此时,李提摩太站在教化者精神救济与物质救济牵手合作的立场,给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协会写了一封信,请求他们关注山东遭受的严重灾荒,强调上帝给了英国教会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向中国人表明真正的基督教意味着什么:无论对这个民族整体还是对任何个人来说,都是上帝的祝福。指出教会应通过四条途径帮助中国人:立即赈济灾荒;把包括医学、化学、矿物学和历史的基督教文明的真正原理传授给中国民众;引进新兴的工业技术;传授精神的真理,讲述对真正上帝的信仰过程。最后建议协会资助一千英镑赈灾,把中国人从饥荒中解救出来,使他们能够奉守正确的道德准则,使这个国家得到拯救和持续繁荣。不久,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协会汇来了五百英镑。这表明协会同意了李提摩太的观点。1877年5月,刚到中国烟台半年的阿尔弗雷德·琼斯志愿来青州协助李提摩太工作,负责管理救灾基金的往来帐目。1877年秋,山西省发生了比山东省更严重的灾荒,李提摩太带着赈灾和传播宗教双重目的,离开山东赴山西。

 

心系青州教堂
 

    1882年,主持山东青州教堂的琼斯奉命回国。琼斯和两个新来的同事——怀特赖特和克斯,考虑到青州教堂创建不久,决意请李提摩太在其回国期间代为料理。李无法回绝,于当年夏季的6月从太原动身,历经二十一天到达济南,接着患痢疾倒下,而且一天比一天厉害。李写信给太原的妻子、青州的同事,让他(她)们把自己埋在青州。收到信后,青州的同事克斯医生快马加鞭,本来三天的路程,只用了六个小时就赶到了济南,不幸的是也患痢疾倒下了。第二天怀特赖特冒着酷暑到达济南,同样也未能幸免。后来,多亏克斯夫人乘车到济南照顾他们三人恢复了健康。
    李提摩太返回青州后,接替了琼斯的工作,到各县教堂讲道、主持圣餐仪式。可能因为赈灾和经手大量赈灾款,或许是在讲解《圣经》时,把古希腊、罗马的货币单位“塔兰特”直接解释成“一大堆银子”的缘故,社会上传播他给教会每个成员都发了大量银子的谣言。这种误解在政府高层也存在。早在1880年9月,李提摩太路过天津,直隶总督李鸿章约见他,对他的赈灾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在讨论传教问题时,李鸿章对他说:“你们的信徒围在你们身边,是因为他们以及他们的亲朋通过为你们服务谋取生计。一旦停止对这些当地代理人支付报酬,他们就会一散而去。”还说,在全国,受过教育的阶层里没有一个基督徒。李提摩太从此认识到了对中国领导阶层施加影响的重要性。他回去后给官员和学者演讲譬如机械、化学、蒸汽机、电、光和哥白尼的天文发现等方面的奇迹和利用。经过他和他的同事的努力,青州各县都有了多个教堂,仅益都弥河东就有五座教堂。1883年春,英国浸礼会哈勃提来照料山东的教堂,李提摩太重回山西。
    1889年5月,李提摩太回到山东,这一年山东又发生了一次饥荒,鉴于他在赈灾方面的经验,被安排在济南附近州县协助赈灾工作,由于染上热病,不得不回到青州疗养。1890年5月,李提摩太应邀参加在上海举行的第二届传教士大会,并提交了题为《论基督传教会与中国政府的关系》的论文。他会后回到天津,请求李鸿章出面干预社会舆论对基督教的恶意攻击。李鸿章没有采取行动的心思。但通过这位总督和朋友,他获得了《时报》中文报主笔的任命,并就中国改革等课题,写了许多文章。不同地区的学者,甚至高层官员读了他写的社论,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1891年10月,他应邀赴上海“同文书会”(后改“广学会”,商务印书馆前身)工作。1904年,李提摩太来青州参加由一百名中国各宗教派别领袖参会的宗教大会,山东巡抚周馥派山东学政、一名知府和另三位官员作为自己的代表,总计超过三十位政府官员身着官服出席了会议,其中包括满州驻军的一位鞑靼将军。1912年秋,李提摩太来青州参加在华英国浸礼会召开的第一次联合大会,与会代表共13人,分别来自山东、山西、陕西和上海。会议结束之时,青州非基督徒向教堂申请费用,举办旨在感激教会引进改革措施的公众集会,超过一千人参加了大会,其中有来自公立学校的师生,也有社区各界的代表——包括伊斯兰教徒和满州人。

 

致力中国改革



65岁的李提摩太 
 

    山东、山西赈灾之后,李提摩太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力急剧上升。这得益于他能立足中国实情而非宗教教义的死框框、着眼长远而非计较眼前利益的得失。正是从这时,他开始了与上层社会的交往,在传播宗教教义和西学文明的同时,积极投身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改革,甚至参与复杂国际关系的斡旋。这既使他信仰的基督教教深入中国社会各阶层并扎下了根,又努力使中国社会前进的车轮顺应历史发展的方向并从中得到现实的利益。
    在教育方面,1891年李提摩太应邀担任上海“同文书会”总干事,并建议中国政府进行教育改革,1885—1886年回国休假期间,到欧洲考察引进现代教育制度,当柏林的教育部长听说把最好的教育介绍到中国去时,傲慢地对他说:“当你把中国人都教育好了后,我们怎么办?”法国的教育部长更恨不得把官方教科书中所有有关上帝的字眼全部清除。这两位部长都不可能帮他忙。1887年,他撰写了《现代教育》在天津呈给李鸿章,并对李鸿章说这是“种子钱”,必将带来百倍的收益。李鸿章说政府承担不起教育经费,还问什么时候能见成效。李提摩太告诉他大约二十年。“噢!”李鸿章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时间。”这一年,他的朋友怀特莱特在青州开办了一家旨在开启人们心智的博物馆。1888年,他在北京,当把教育改革方案呈给在总理衙门任职的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时,得到了这位侍郎的赞许。这一年,他征得伦敦浸礼会允许在济南建基督教学院的前提下,同意回山东。第二年回到山东,但伦敦浸礼会委员会驳回了先前的允诺,理由是承担不了这样一个花费高昂的项目。1895年2月,《马关条约》签订前夕,他在南京拜会张之洞并建议:除非立即达成和谈,任何改革都无从谈起;彻底的改革以教育为基础。对后一条,张之洞毫不迟疑地表示赞赏。1896年向翁同龢提出成立教育会,在全国广泛引进西方现代学校及专门学院。1899年,他代表广学会执行委员会赴京劝说中国政府批准一个全国性教育计划,并允许广学会帮助翻译外国书籍。1901年初,他应全权大臣奕诓、直隶总督李鸿章邀请,协助处理义和团运动期间在山西被杀的传教士的善后事宜,并建议从赔款中拿出五十万两返回山西,每年支付五万两,用于在太原建一所西式大学——山西大学。他在大学开办后的前十年里,拥有教授任命权、课程设置权和校基金的管理权。这年,他的通过办学来克服人们的无知和迷信,从而彻底平息中西之间纠纷的建议,得到了朝廷的采纳。1901年8月,慈禧太后颁布上谕,命令改革考试制度。9月又颁令全国所有书院改为教授西学的现代学校,并且在每个省的首府建一所大学。接着,山东巡抚袁世凯上奏《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折稿》,是年11月《折稿》获准,正式创办了官立山东大学堂。
    在经济方面。1884年,李提摩太在北京建议政府派代表团出国考察外国的教育、工业、交通和通信。并在北京设立专门机构,向各省介绍、推广考察所得。早在这之前好几年,他就曾建议山东巡抚丁宝桢、山西巡抚曾国荃修建铁路、炼钢、开矿、建棉纺厂。1881年,张之洞就任山西巡抚,当他发现了李提摩太写给前任巡抚的建议后,委派三人团邀请李提摩太放弃传教,参与中国政务。李提摩太婉言回绝。1895年初,李提摩太两次受被中日甲午海战震惊了的湖广总督张之洞邀请,商讨使中国摆脱困境、安定秩序的最好办法。张之洞只对他提出的与某个国家结盟,给予商业上的优惠,如增开通商口岸、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和引进工业的收益权等感兴趣。与此同时,总理大臣翁同龢也请他就中国急需改革的方面写一个条陈。李提摩太建议在经济改革上,进行货币改革,以奠定坚实的财政基础。1902年,在戊戌变法失败和庚子赔款之后,荣禄约见李提摩太,并把他引见给政务大臣鹿传霖。李提摩太向鹿提议:如果所有国家都采用金本位,中国继续使用白银,毫无疑问受害的将是中国;而倘若中国像其他国家那样采用金本位制,就会得到同样的利益。后来,当鹿在户部尚书职位上安排向金本位过渡,就在完成谈判之前,另一个人取代了他的职务,这件事就被搁置了。这种延误使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政治方面。早在1879年,李提摩太就草拟了关于促进和平的方案,但直到1895年才有机会向政府官员们提出中国与其他大国联合建立一个世界性的仲裁法庭,以求终结国际战争和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1895年10月,康有为拜访李提摩太,并说他信仰李在出版物中所启示的上帝那父亲般的爱,以及不同民族间兄弟一样的情谊。并希望在追求中国复兴的工作中与之相互协作。同年,李提摩太在向翁同龢提出的改革方案中建议:为皇帝聘请两名外籍顾问;成立由四名通晓世界大势的外国人、四名满人和汉人组成的内阁;成立处理信息的通讯社;训练足够的新式陆军等。1896年2月翁同龢拜访李提摩太,首先对朝廷没同意李等传教士的请愿书表示歉意,其次问李能不能帮助强学会(康有为创办)。李说,如果强学会不能对中国做一些切实有用的事情,不想跟它发生任何关系。1897年,在英国同到访的孙中山讨论中国需要改革还是需要革命。三年后在日本回访孙中山,因观点不合,分道扬镳。十二年后,李提摩太受托拜会孙中山,劝他不要反对袁世凯大借外债,但没有成功。1898年夏,向康有为建议聘请日本的伊藤博文担任皇帝的顾问。后来,康有为邀请李担任皇帝的另一位外国顾问。9月中旬,李应邀赴京见康有为,康告诉李,局势已变得很危险,自己必须立即离开。详情将由皇帝的师傅孙家鼐和谭嗣同等与皇帝接近的人通告。这时,李和伊藤博文住在同一所旅馆里。皇帝继续颁布他的改革诏令。有一天,孙家鼐通知李,皇帝陛下打算9月23日召见他。但这一天还没有到来政变就发生了。孙家鼐告知李提摩太,皇帝已被监禁在中南海的小岛上。接着被朝廷通缉的梁启超、谭嗣同秘访李提摩太,讨论保护皇帝的办法和措施,并决定容闳、梁启超、李提摩太分别拜会美国、日本和英国的公使,劝说他们保护皇帝。1904年5月日俄战争期间,在颐和园拜会庆亲王,就中国应对战争和中国加入十个主要国家组成联盟进行了阐述。庆亲王对后者方案感到不错。但他希望首先要确定其他国家会不会接受它,以免贫弱的中国在第一个提出这相建议时,会遭到冷漠的拒绝。第二天,李起草提议由十个愿意联盟、愿意维持世界和平的主要国家派代表参加的会议的电报稿,拟通过中国外务部发给在海牙的国际仲裁大会主席。
 



山西大学的学生 

 

登上国际舞台
 

    早在1882年,在青州的琼斯牧师回国前邀请李提摩太来青州主持教务时,外国传教士就一直遭受着来自官员、士绅、和一般民众的干涉、骚扰与迫害。回到英国的琼斯请英国浸礼会致函李提摩太,到北京会见新上任的英国公使巴夏礼。1884年,李提摩太带着十几个干涉自由传教的案例向公使汇报,强调了采取必要行动,使中国政府保障“容忍条款”贯彻实施的迫切性。并在北京召集在京各国传教士集会,成立了中国福音联盟。1895年,在走访了英、美、德驻中国公使后,由美国公使陪同,向总理衙门递交了旨在保护基督教传教自由的请愿书。结果法国公使出人意料地反对皇帝同意任何由传教士提出的要求,因这之前,法国政府曾迫使教皇收回将这种权力授予传教士的成命。好在通过九次与总理衙门交涉,使衙门明白了外国教会的宗旨和价值。
    1898年,德国借口传教士被杀,强占胶州湾。这激起了朝野上下的排外情绪,导致了义和团的兴起。1900年,李提摩太出席在美国纽约召开的全世界基督教传教士大会,并向大会执委会请求:各个传教会的董事会采取一致行动,制止中国政府对中国基督徒和外国传教士的敌视态度,防止危及外国人生命的危险发生,执委会依据不干涉政治传统,没有在会上表决。随后在出席玻士顿二十世纪俱乐部演讲中再次呼吁:即将到来的动乱,不仅毁掉基督教传教事业,还毁掉中国的最高利益和世界和平。会议的组织者决定把这一情况反映给华盛顿。并给李提摩太开了介绍信。为避免通过口头交流所产生的误解,将内容打印成稿。首先呈给美国国务卿约翰·海因。他告诉李,没有参议院三分之二以上多数议员的支持,政府是不能采取任何行动的。于是,李提摩太去拜访了参议院的议长霍尔,他说如果没有获得主要城市的支持参议院也做不了什么。又拜会纽约商会会长耶索普,得到的答复是:单凭某些人的意见采取行动是站不住脚的。过了不到两个礼拜,义和团运动就爆发了。1901年,李提摩太为在上海国际租界内为中国人建立一所公立学校,向租界市政委员会呈交建校方案,建成后担任校务委员会的主席。1903年5月,李提摩太为山西大学寻找合适教材,去日本拜会文部大臣、帝国大学校长等首脑,还会见了时任众议院院长的河野。1905年,李提摩太出席在伦敦召开的全世界浸礼会代表大会,作为中国教区的代表阐述了本教区对文字工作的巨大需求,以便对中国的领导阶级给予正确引导。次年4月,美国议会内联合会主席巴塞德给李提摩太写了一封致罗斯福总统的介绍信。李在白宫向总统介绍了关于成立大国联盟的方案。罗斯福仅是声称如果中国政府派出特使,到美国来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他将给予认真考虑。随后,李回到中国,在北京向外务部汇报英美两国政府的态度,并劝说他们立即派代表出使英美。但外务省的领班大臣是个新人,对建立联盟的事情毫不关心,因而不原采取任何行动。1908年1月,与日本伊藤公爵讨论他拟订的建立强国联盟、削减军备、保护世界和平的计划方案。并咨询这位公爵将宗教自由写入日本宪法的技巧和经过。之后在大偎重信(前外务大臣)所建的早稻田大学告诫中国留学生,在完成学业之前,不要回国参加政治活动,否则对国家有害无益。1908年冬应日本、朝鲜邀请出席汉城基督教青年会大楼落成典礼并演讲。

 

晚年回到英国
 

    1916年,李提摩太辞别中国,踏上回乡的归途。他被故乡誉为虔诚而有为的布道英雄、伟大的文明传播者、卓越的国际政治活动家。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大地炮火连天。他对欧洲各国同室操戈深表忧虑,呼吁列强不要在内争中消耗了伟大西方文明的能量,而要把注意力投向东方,因为在那里,为上帝进行的征服事业虽然有了起色但远没有成功。在为欧洲命运奔走呼号的同时,拖着病体写了《相爱主义与武力主义的比较》、《万国和平的趋势》、《新中国的有益运动》、《引领亚洲入上帝之国》等文章。
    1919年4月17日,李提摩太——历尽环球风雨的“福音传播者”,怀着对遥远中国的向往,怀着对毕生从事的事业的依恋和不舍,静静地合上了双眼。     (张国新)
    资料来源:
    1、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亲历晚清四十五年》 李提摩太著  李宪堂 侯林莉译
    2、《铎巡中华——李提摩太和他的事业》 李宪堂撰
 


编辑:今日青州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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