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春，青州市城区一建筑工地出土两块青石质残石，系一通整碑的左上角和右上角，分别高51.5和48.5厘米，上刻字径13厘米的精湛楷书，残石现归青州民间人士收藏。有幸的是，笔者最近求得了残石的两帧拓片，经分析其上镌刻的碑文一为经名，一为署款，不妨命名曰“经名石”和“署款石”。两残石虽然体量小，信息少，但却不乏可值称道处，兴奋感慨之余，将其公之于世，庶几能够展示古代书法艺术之一斑。
  这两块残石的可贵之处首先在于时代、内容都算得上明确，即北齐河清年间勒立的《文殊般若》经碑。两残石上计有八字，其中三字残缺，然据笔画及文意可推断为“文”、“若”、“大”三字。这样看来，经名石曰“文殊般若”，署款石为“大齐河清”。需要说明的是，两残石上刻有清晰可见的双线界格，碑面显然经过精心打磨，抛光较好。这种双线相比于单线界格在刻制碑文时留出了更多余地，使得字间距离较为宽松。两块残石最引人注目的当然还是其精美绝伦的书法艺术。通观八字，结体宽博，舒朗大方，丰腴劲健，秀丽规整，尽显庄重大度之气，给人以风神卓荦、淳厚壮美的直感，展示出高超的艺术水准，真书苑奇珍也！如“殊”字的竖笔画，直挺坚劲，颇见筋骨；“清”字三点水仅书带有篆意的两点水，如此省略，殊为罕见；“齐”与传世著名的济南长清孝堂山北齐《陇东王感孝颂》碑中的“齐”字笔法接近，体现出同时代作品的相似性。细品残石书体，隶楷相兼，偶有篆意，这正是北齐书法的一个显著特征。由此冰山二角，我们已可推知完璧整碑刻制精良，当属一通充满强烈艺术震撼力的精彩杰作。
  经名石上的“文殊般若”四字，即佛教经典《文殊般若经》。“文殊”是文殊师利的略称，梵语作Mañjuśrī，意译为“妙德”、“妙吉祥”、“妙音”等，系释迦牟尼佛的左胁侍，中国佛教崇奉的四大菩萨之一。文殊专司“智慧”，塑像多骑狮子，手持宝剑，表示智慧、威猛、锐利。《文殊般若经》译本有二：一是南朝梁僧伽婆罗所译一卷本《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二是南朝梁曼陀罗仙所译二卷本《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此经主要论述般若性空，一相无相等教理。颇需一提的是，经名石左侧存留少量残损笔画，通过揣摩辨识并参照传世经文，可肯定是“殊师利”三字无疑，准此则上方佚字必当为“文”。显而易见，该碑经文是以“文殊师利”作起始的，这句经文应是《文殊般若经》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文殊师利白佛言”，进而可知碑文所刻并非整篇《文殊般若经》，而是节录了其中一段。那么，这是经文的哪一段呢？据有关学者统计，《文殊般若经》是北齐山东摩崖及碑刻中出现最多的佛经之一，在今山东平阴三山、新泰徂徕山映佛岩、汶上水牛山和邹城尖山、峄山、五华峰等地总计发现达十处之多，这充分说明了该经在当时佛教信仰中的流行与兴盛情况。这些刻经内容多是常见的98字段《文殊般若经》节录，仅有极个别字数较多，如原在水牛山，现存汶上县博物馆的北齐《文殊般若》经碑多至297字，但其中仍包含着98字段经文。有鉴于此，我认为青州《文殊般若》经碑内容亦当为98字段经文，即：“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何故名般若波罗蜜？’佛言：‘般若波罗蜜，无边，无际，无名，无相，非思量，无归依，无洲渚，无犯，无福，无晦，无明，如法界，无有分齐，亦无限数，是名般若波罗蜜，亦名菩萨摩诃萨，行处非行，非不行处，悉入一乘，名非行处。何以故？无念无作故。’”谨按青州《文殊般若》经碑双线界格内高11厘米、内宽13厘米，就字的体量而言，几近大字榜书，可以说除摩崖外，单体碑刻以如此大字书写，实属少见。若碑文为98字段经文的推断不误，则这块四字经名石约当全碑的二十四分之一。以此大致估算，该碑如宽1米，便高达2米开外，这还不包括碑座和碑上完整的署款文字所折合的高度。
  署款石中的“大齐河清”四字，表明《文殊般若》经碑雕制于北齐河清年间。“河清”系北齐武成帝高湛的年号，历时三年——公元562年至565年。关于河清年号的由来，据《北齐书·武成帝纪》载：河清元年春“二月丁未，以太宰、平阳王(高)淹为青州刺史。”夏四月“乙巳，青州刺史上言，今月庚寅河、济清。以河、济清，改大宁二年为河清，降罪人各有差。”看来，这一年号源自青州刺史高淹向皇帝的上疏。“河清”意指黄河水变清。因黄河水浊，少有清时，古人便以“河清”作为升平祥瑞的象征。正因如此，北齐改元“河清”，连囚犯都沾上了光泽，获得不同程度的减刑。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署款石“清”字右侧不仅可见一单人旁，还有被其覆盖的双钩空心残字，这显然是在刻错后又改凿为别的字了。这一残迹，弥足珍贵，它雄辩表明，当时的镌字匠在刻字前，先于碑上浅刻出空心字，然后再凿成文字。这透露出了十分宝贵的碑文制作工艺信息，乃残石又一研究价值之所在。大家知道，古人刻碑一般采用书丹上石法，即以朱笔(多用朱砂)先在石面上写下所要刻制的文字，再予凿出。对此，我们比较熟知的史证是《后汉书·蔡邕传》中的记载：熹平四年(175年)“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署款石上的这处残迹，使我们又进一步获得了古人刻碑工艺的细化认识，那就是在碑面书丹后再用凿子勾勒出空心字，据此凿刻。可以说，幸赖署款石上这一难得一见的古人刻错痕迹，才使我们得知了该碑的制作工艺。进而推测，那些传世的北齐摩崖和碑刻大字也应该采取的是这种模式制成(双钩主要适用于大字，小字则无需这一工艺)，只是它们大多没有留存下可资查证的遗痕罢了。近蒙山东省石刻艺术馆赖非研究员见告，著名的泰山经石峪北齐金刚经中便存在不少双钩空心大字，这些都是尚未凿毕的经文。笔者在魏文源编《泰山经石峪金刚经》一书中查见了赖先生所说的经石峪众多未完工的半成品双钩字。这一实情同样可以作为说明上述见解不谬的佐证。
  还应予以言及的是，这件《文殊般若》经碑并未著录于《金石录》中，说明它没有进入北宋后期屏居青州的金石学家赵明诚的视野，该碑当毁于宋代之前。细察两块残石极不规则的断裂状态，可知是人力击打所致，全碑已玉碎，余石散佚了。那么是何原因导致这通经碑的损毁呢？我意这是周武帝实施建德法难的结果。为了富国强兵，进而消灭北齐，建德三年(574年)，周武帝宇文邕断然下令废除佛教，“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庙塔之下”(《广弘明集·谏周祖沙汰僧表》)。建德六年(577年)“既克齐境，还准毁之”(《广弘明集·辩惑篇》)。建德法难对佛教势力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史称“数百年来，官私佛寺，扫地并尽”(《续高僧传·释静蔼传》)。这次法难的剧烈程度，鲜明体现在了被誉为“改写东方艺术史的重大发现”——1996年青州龙兴寺遗址出土的四百余尊佛教造像上，这批佛像都经历过激烈的人为破坏——断头、折臂、碎手、截腰、砸鼻。建德法难使青州佛教遭受了灭顶之灾，《文殊般若》经碑作为佛教石刻，毫无疑问也是法难打击的对象，其与龙兴寺佛像共处一城，应当和它们同时遭到了猛烈摧毁。另外，残石字口宛如新刻，并未经历长期风化，也表明经碑甫立便被破坏而湮埋土中。
  如所周知，青州是著名的华夏古九州之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仅以北齐书法艺术而论，即有名扬书苑的天保四年(553年)崔頠墓志、天保九年(558年)崔氏宗门宝塔之颂石刻和武平四年(573年)临淮王像碑，如今这两块河清年间《文殊般若》经碑残石的再次面世，使我们有理由恍然大悟出北齐青州乃中国古代石刻艺术的高度发达区域，这里不仅有蜚声海内外的佛教造像，还有精妙可称的书法碑刻。可以预言，随着城市改造进程的不断推进，青州书法碑刻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新发现，就让我们平心静气，拭目以待吧。   （李森）

编辑：今日青州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