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州松林书院碑刻游廊东墙间镶嵌有三方清代康熙三十年(1691)刊刻的《重建松林书院碑记》碑(以下简称《重建碑》)。松林书院的重建在书院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重建碑》详细介绍了松林书院重建的过程及意义，同时涉及到几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碑刻原在书院前院东厢房内后壁上，1991年书院大修时，移至后院碑刻游廊。碑刻每方宽35厘米，3方通长3.50米，厚度不详。碑文通体以行书为主，字迹洒脱、流畅而秀美。书院重建至今，碑文未见解读。现点校并录入于下(个别漫漶不清之处用□代替)，并作一详细考释。
  尝读《禹贡》，河济之次维海岱，青之雄冠九州，夏殷前已炳炳矣。气凝重而嵸嶐，俗阔达而骏迈。历三代以远，数千百年间，其生斯地与莅斯地者，今未识几多贤士大夫也。康熙己巳，余奉命观察青州，□鹿尘鞅，不恒居公廨，劳心厘剔，日无暇晷。越岁，诸务渐次就理，怀砖之俗曾乐余之不扰。因得陟云门，汲范井，南眺穆陵，俯临淄水，□然想见管宁齐桓之遗烈。延陵季子曰“洋洋大国风”，非虚语耳。若人物则房文昭、王文正之里第已不可考，而宦迹自范文正公外鲜专祠，当不能无疑者。
  间日稽之郡乘，其地旧有矮松园，盖自宋时已称闲胜，矮松二，王沂公为之赋。元明之际，衲子窜入而为佛刹。成化中，郡守李公请于朝，置祠祀寇莱公及沂公而下名贤十有三人，皆守土而功德于民者。踵矮松故址又树大小松百余株，因名曰“松林书院”。延属邑弟子诵诗读书于中。洎弘治中，郡守彭君嗣加修葺，松或不无减者，益树之以柏。未几，江陵柄国，下讲学之禁，而其书院也遂并祠废之，致使前贤胜迹仅存遗址于荒烟衰草之中。余不胜慨然曰：凡学不近乎圣人之徒，人不列乎王者之佐，治绩文行不关乎世道人心之重，则其兴废有无又何妨轻重而缓急之。今十三贤如寇忠愍公等，其文章德泽自百世师也。岂意及今春秋不祀，血食固难问矣！即祠宇肖像亦仅一荒土丘耳。满目荆棘，今昔堪悲。余欲思重置，苦力之不赡。
  适入省言诸藩长尔锡卫公，公躍然出俸羡倡之，余倾赀佐之，诸僚属各闻风捐餐钱以襄厥事。鸠工于辛未之二月，落成于壬申之四月。凡立堂闳室个若干楹，树松桧若干章，缭墉广袤若干武，为垣堧纵横若干尺。未及筮榖奉主荐中牢，率郡中宾属缝掖毕骏，奔而列坐，盻睨榱栋，周视崇墉，听松籁之谡谡，十三贤灵爽忾乎若有凭者，为是重有感焉。
  古来循良莫盛于汉，而东西四百年间艳称者頴川之凤、会稽之钱、渤海之□、成都五桥、渔阳两歧，此外指不数□□□，宋承五代，偏安之余，成平不过百祀，而青州一郡贤良接軨至十三人，于戏盛哉！良由艺祖以宽厚开基，太、仁二祖继以精勤，崇鉴道学，故人思砥砺，不尚浮夸。内者润色皇猷，外者尽心民瘼，一郡一代，如是，天下千百世可知也。我国家幅员广廓，远轶汉唐，岂区区有宋之足云。世祖章皇帝因革尽善，□□无疆。今上踵绪而光大之，崇儒重道，文治日隆，特敕内帑，修至圣先师夫子庙，而先贤先儒等祠则亦渐建立而整饬焉。会大中丞佛公抚于东土，凡□□施，无不好恶同民，而兴行文学，澄清吏治，尤为地方首计。顾自古圣人之徒、王者之佐，其关系世道人心之重者，岂异人任？要在读书食禄时，能以学问植其气节，而以事业发舒性情，则庶几矣。《传》曰：勤劳于国则祀之，法施于民则祀之，能捍大旱御大灾则祀之。使景仰此祠而流连慨愤，徒令昔贤专美于前，是诚可耻也。今重建而仍名以书院，原欲与诸僚属缝掖讲明此义，俾忠孝廉节日不泯于天地，若会文课艺，其余事耳。但念百年后兴废何常，余既无召公之德，惧剪伐之将及。龙鳞无恙，是所望于后之君子。
  松林书院的创建、修葺与禁毁。松林书院的前身是宋代的矮松园，园因奇诡二松而得名，名相王曾早年读书于此，后连中“三元”，官至宰相，曾作名篇《矮松园赋并序》记之，时人筑王沂公(王曾封沂国公)读书台以志纪念，矮松园遂名声大振。皇祐五年(1053)，著名书法家、诗人黄庭坚之父黄庶任青州通判时曾携妻子和年幼的黄庭坚游览矮松园后感慨道：“矮松名载四海耳，百怪老笔不可传。左妻右儿醉树下，安得白首朝其巅。”可见矮松园在当时已名闻天下。“元明之际，衲子窜入而为佛刹。成化中，郡守李公请于朝，置祠祀寇莱公及沂公而下名贤十有三人，皆守土而功德于民者。踵矮松故址又树大小松百余株，因名曰松林书院。延属邑弟子诵诗读书于中。”碑文所记与嘉靖《青州府志》(以下简称《嘉靖府志》)和光绪《益都县图志》(以下简称《光绪县志》)记载是一致的。明成化二年(1466)，浙江进士李昂始任青州知府，奏请将府治仪门之西的“名宦祠”移建于此。“名宦祠”祭祀北宋十三位“有惠爱于青民”之青州知州，即寇准、曹玮、王曾、富弼、庞籍、范仲淹、程琳、李迪、赵抃、欧阳修、吴奎、张方平、刘挚，故又称“十三贤祠”。随即赶走僧众，撤掉佛像，完全改变寺庙旧规，恢复其貌，迁“十三贤”之神位于其中，“塑诸公之像，衣冠皆如宋制”，匾其楣曰“名贤祠”，也称名宦祠，俗称十三贤祠。又建遗爱堂，绘诸公政绩于四壁。前建两斋，左曰“思齐”，右曰“仰止”，作为士子读书之所。在四周建好垣墙，墙之外复为二轩，左曰“藏修”，右曰“游息”。聘请四方有学行者为师，下令属邑中那些品行端正、崇尚仁义之道、聪明好学的子弟，教育于此，食宿于此。大门统题曰“松林书院”。时在成化五年(1469)，松林书院正式创立。其创建过程详载于《嘉靖府志》，可与《重建碑》相互印证补充。书院创建后又有多次修葺，较大的一次是“弘治中，郡守彭君嗣加修葺”，“郡守彭君”指的是青州知府彭桓，“吉水人，进士，正德元年任”，弘治十八年(1505)与益都知县金禄重修松林书院，应金禄之请，彭桓亲自作《记》纪念。“未几，江陵柄国，下讲学之禁，而其书院也遂并祠废之”，指的是万历八年(1580)宰相张居正下令毁天下书院一事。张居正，湖广江陵人，时人又称张江陵，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在这场浩劫中松林书院未能幸免。咸丰《青州府志》(以下简称《咸丰府志》)载“以江陵当轴，议毁天下书院，遂废”。清初文人安致远在《青社遗闻》中引钟羽正的一段话说得更详尽，且对书院被毁深感惋惜：“江陵相时议乡校，贪吏承风，撤祠拉像，伐松柏，货千金，入私囊，舆论痛惜不顾也。祠既废，碑碣为人取去作砧石，历代名区，鞠为茂草，君子悯焉。”
  陈斌如与松林书院的重建。康熙己巳(1689)年，陈斌如“奉命观察青州”，面对“前贤胜迹仅存遗址于荒烟衰草之中”，“不胜慨然”，念及“十三贤如寇忠愍公等，其文章德泽百世师也”，岂料至今“春秋不祀，血食固难问矣！即祠宇肖像亦仅一荒土丘耳。满目荆棘，今昔堪悲”，欲思重建，苦于力之不足。“适入省言诸藩长尔锡卫公，公躍然出俸羡倡之，余倾赀佐之，诸僚属各闻风捐餐钱以襄厥事。鸠工于辛未之二月，落成于壬申之四月。”而对于书院重建，《咸丰府志》只云“国朝康熙三十年，知府金标重建”，记载过简，而对陈斌如只字未提，这未免有失公允，看来历史记载也有谬其传之处，此康熙三十年的《重建碑》可纠正《咸丰府志》之讹。实际上，从碑文看出，作为倡导者并亲历者，陈斌如对于书院重建之功不可抹杀。《光绪县志·官师志》在“清朝·兵备道等”条目内曰“陈斌如，陕西华州人，贡生，康熙三十年任”。从碑文末落款知，其字当为野弓，可作史料补充。陈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以山东按察司佥事出为青州兵备道(注：清朝有“道”的建制，青州曾一度设有兵备海防道，设道员，至光绪朝先后二十人，为正四品)，为重建松林书院而“倾赀佐之”，即倾尽资产以助重建，康熙三十年(1691)竣工。重建目的在于让人“读书食禄时，能以学问植其气节，而以事业发舒性情”，特别指出，书院建十三贤祠如果仅仅让人“景仰此祠而流连慨愤”，只是让先贤们受人崇拜赞美，“是诚可耻也”，而应让学子学习先贤名宦的精神。重建而仍用“书院”之名，是想跟诸属僚儒者们讲明“忠孝廉节”之理不泯于天地，至于“会文课艺，其余事耳”，可见书院教育自开办之日便“崇儒重道”，特别注重以先贤为榜样，对诸生进行儒家所倡导的德行的培养和理想人格的塑造，这也正体现了中国传统书院教育的特色之一。
  藩长尔锡卫公。书院的重建成功还得力于山东省省级大员——“藩长尔锡卫公”的大力支持。藩长尔锡卫公，即时任山东布政使的卫既齐。按：清代山东最高行政长官为巡抚，巡抚以下官员，掌管刑狱的为提刑按察使，称臬台；掌管全省教育的最高官员为提督学政，亦称学政、学院，又称学台；而掌管民政的为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使，又称藩台，即藩长，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尔锡卫公，名卫既齐(1646—1702)，字伯严，号尔锡，猗氏城(现临猗县城)人。康熙甲辰科(1664)进士，弱冠之年便选进翰林院庶常馆为庶吉士。三年后，授翰林院检讨。曾任固安、永清、平固三县县令。政绩卓著，深得抚军廉吏于成龙的器重。据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载：“康熙二十七年，戊辰(1688)，山东布政使，原检讨擢。”《清史稿》载：“上知既齐讲学负清望，超擢山东布政使。既齐感激，益自奋勉为清廉”，后升左副都御史，后又改授贵州巡抚。在鲁期间，主持田赋征收，照章行事，从不多收分文，遇有余额皆返回原纳户。并捐谷施衣以赈荒年，后又奉命代行巡抚职，清审讼狱80余案，释放无辜错判者数百人，并于衙外悬一铜锣，令民有冤苦者可随时鸣呼。既齐办案刚毅果敏，有“青天”之誉。在鲁十余年，颇有政声。又创建历山书院，纳士育才。每逢初一、十五两日，还召集父老子弟宣教说法。《重建碑》中当陈斌如提出重建松林书院的计划后，“公躍然出俸羡倡之”，踊跃地捐出俸禄支持书院重建。省长大人带头带动，道员大人“倾赀佐之”，诸僚属各闻风而动，纷纷捐餐钱以助成此事。此记载可丰富布政使卫既齐在鲁大力支持教育的事迹。
  康熙朝的文教政策及大中丞佛公。书院的重建不仅得力于省长大人的大力支持和陈斌如及僚属的全力以赴，更是康熙王朝重视文教的历史必然。大清王朝发展到康熙时期，“我国家幅员广廓”，“今上”(即康熙皇帝)继承而光大“世祖章皇帝”(即顺治皇帝)之遗烈，“崇儒重道，文治日隆”，并特令动用国库资金修至圣先师孔子庙，并建好先贤先儒等祠堂，以示国家对文德教化的重视，据邓洪波《中国书院史》统计，康熙年间全国新建和修复书院共785所，书院建设已呈蓬勃之势。而此时的地方官员，也大都重民生，重教育，极大地促进了书院的发展。碑文中所记松林书院重建时适逢“大中丞佛公抚于东土”，“大中丞”，明清时对巡抚的别称，此指佛伦出任山东巡抚一事。佛伦(？—1701)，姓舒穆禄氏，满洲正白旗人。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载：“康熙二十八年，己巳(1689)，山东巡抚，内务府总管授。”佛伦曾在康熙《济南府志》序文中写道：“己巳冬，余奉天子命来抚东邦，既抵官，问吏民疾苦，聆其风谣。”作为山东省的最高行政长官，他乐善好施，好恶同民，关心民生疾苦，而把“兴行文学，澄清吏治”作为地方首计，他对松林书院的重建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康熙三十一年(1692)擢川陕总督，官至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三十二年(1693)六月，康熙皇帝玄烨在《赐总督佛伦》诗中说“旷世孤芳节，超伦千古心。封疆资大吏，抚育代忧深”，高度评价了佛伦的品节和才能。
  书院重建小插曲：请赵执信代写碑记却未采用。松林书院重建竣工后，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小插曲：陈斌如本来请当时才华横溢的著名诗人、进士赵执信为之代写《重建青州松林书院碑记》，可是写好后却未被采用。现将赵执信《饴山文集》中那篇未被采用的碑文录入于下：   青州旧有松林书院，其地盖自宋代已称闲胜。古松二，王沂公为之赋，郡志载焉，昧其亡于何年矣。院之建在故明成化间。郡守李君者请于朝，祀寇莱公及沂公而下名贤十有三人，皆守土而有功德于民者，礼也。树松百余，因以名。就置学舍，延师，录弟子弦诵其中，当时称之。至弘治间，郡守彭君嗣加修葺，松有减者益树以柏。万历之初，当国者令所在毁乡校。守者遽潴其宫而伐松柏，货焉以自肥，由是荡尽，今百有余年。
  岁在己巳，余自郎省出莅斯邦，目恻堕废，有志兴复，顾碑碣莫存，遗墟莽莽。越明年，居人穆氏者求得其故地，余遂力任其事，而郡邑之守令与其乡之士大夫咸乐与有成也。夫生隆盛之时，膺封疆之寄，期谨身奉法，使民不扰；而以其余集力于古人，殚心于陶甓材木之间，世或迂之。而使百年澌灭之区一还其旧，于以永名贤之遗爱，承循良之用心，焕然于今人士之目，而传述于后世有识者之口，且使凡有守土之责者瞻仰庭宇，追慕前哲，知仁人之必有祀于后，虽久益彰，中更缺坏，卒不可泯。我今日之政其有合焉者乎？用夜思早作以抚绥吾民也，而四邑之成人小子行相与复弦诵之旧，进则跂焉，思所取法；退则休焉，游焉，以就其学。上之足以备朝廷任使，次亦不失为乡党自好者。其为益讵出胶庠下哉？而世顾有迂焉如是者哉？
  是役也，不藉公家，不扰里社，嶄焉而起，翼然而成，惟列植松柏以百数，其长大犹须岁月焉。乃若堂庑阶砌、垣墉户闼之属，其高庳广狭视昔有加损否，余弗之知，后之人第以潴宫伐树者，与李、彭二守絜其功过，其必有以处余矣。是为记。
  赵执信(1662—1744)，益都县颜神镇(今博山)人，字伸符，号秋谷，晚号饴山，清代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诗论家、书法家。康熙二十八年(1689)，“坐国恤中宴饮观剧，为言者所劾，削籍归”，即指在佟皇后国丧期间至友人洪昇家观看《长生殿》演出，被人以“大不敬”之罪弹劾罢官，时年27岁。北京曾流传着这样一首诗：“秋谷才华迥绝俦，少年科第尽风流，可怜一出《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赵执信罢官闲居数十年，漫游南北，这期间也曾在书院讲学，康熙五十一年(1712)五月，于松林书院撰“黄崑圃政绩碑”，赞扬了山东督学黄崑圃先生重视教育、兴复书院、加强人才培养的重大贡献。赵执信在清代文坛享有盛名，代表作有《饴山诗集》、《谈龙录》、《饴山文集》等。
  《重建青州松林书院碑记》撰书于康熙三十年(1691)，赵执信时年29岁，是他被劾罢归的第二年。缘何受陈之邀代写的碑记却未被采用呢？赵碑文开头的几行小字对这一情况有所说明：“陈佥事徇名求代，嫌其词旨淡漠，不之刻也，昧者犹目碑文以为余笔，当由未睹斯篇，乃录而存之。”赵执信少年成名，18岁成进士，入翰林院，23岁成为山西乡试主考官，25岁官至右春坊右赞善兼翰林院检讨，《明史》纂修官，兼修《大清会典》，可谓青云直上，众儒仰视，名动京师；而陈斌如是地方官员，以山东按察司佥事出为青州兵备道，仅贡生身份，故陈“徇名求代”，但赵写好后陈又嫌“词旨淡漠”，最终未被采用。赵文果真“词旨淡漠”吗？通过两文比较，我们发现陈斌如说得不无道理。
  首先，因是代笔，赵体会不深，故记事简略，仅630字，以客观平淡的叙述为主，且议论略显空洞；而陈文因是亲身所历，描写具体，体会深刻，如说书院废墟处在“荒烟衰草之中”“满目荆棘”，“余不胜慨然”“今昔堪悲”等，倾注了作者大量的真情实感，洋洋洒洒写了1500多字(包括未录入的陈的诗歌)，内容完整丰厚。其次，赵文显得高度不够，蓄势不足，如开头仅从回顾书院历史说起；陈文则先从大处落笔，写古青州“雄冠九州，夏殷前已炳炳矣；气凝重而嵸嶐，俗阔达而骏迈”，“洋洋大国风”，至于历史名人像唐代名相房文昭(房玄龄)、宋代名相王文正(王曾)，而名宦如范文正(范仲淹)等，而后再具体写书院的创建、禁毁及重建过程，可谓高屋建瓴，起笔不凡。更为关键的是，赵文写书院重建之功，除了陈斌如，还提到了“郡邑之守令与其乡之士大夫”和当地居民穆氏，而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不知是赵真的本来就不清楚，还是装糊涂，还是因年轻虑事不周，抑或是出于一位刚刚蒙冤罢官两年的29岁的年轻文人的骨子里的清高、疏直、狂放，他压根就没提“上级领导”——省长大人的关心与支持，更没说当今圣上“崇儒重道，文治日隆”等国家重视文教的大形势，也没说地方上巡抚大人以“兴行文学，澄清吏治”为首计等等，与陈文相比，的确还是缺少高度，气势不足，又未能准确反映客观事实，故陈嫌其“词旨淡漠”而不用。因此今日我们看到的仍是陈斌如亲笔撰写并书丹的《重建碑》。穿越320多年的历史风云，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我们仍会发现陈斌如做出的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李森、张景孔、江玉坤、房重阳等专家学者的无私帮助，在此谨致谢忱！)
（王岩/文 闫玉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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