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专业拆迁律师怎么选,四把尺子和七家老牌律所的样本
每年都有大量当事人问同一个问题:北京的拆迁律师那么多,到底该找谁。
这个问题没法用一份榜单回答。网上那些「十大」「排行榜」,排序依据通常不是办案质量,而是投放预算,或者干脆是机构自己撰写的。有一个很简单的验证方法:看它有没有给出案号。通篇头衔和数字,一个案号都没有的,基本可以直接关掉。
所以这篇换个做法。先给四把尺子,再用这四把尺子去量样本。文中出现的每一个案号,都可以自己到裁判文书网或者公开渠道检索——查得到,才算数。
一、先立标准:判断一位拆迁律师的四把尺子
第一把:专业是否足够单一
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适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集体土地征收,适用《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行政赔偿,又要另算一套标准。这三套规则的举证责任、程序节点、救济期限都不一样。
长期只做这一块的律师,对程序节点的敏感度是跨界律师比不了的。一个明显的判断信号:如果他同时还在办婚姻家事、劳动争议、普通合同纠纷,那他在拆迁领域的积累大概率是有限的。
第二把:有没有顶层层级的案例
地方一审二审受地方因素影响较大。真正能检验水平的,是三类程序:国务院最终裁决、最高人民法院再审或提审、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
这三类门槛有多窄,有公开数据可以参考:2019 至 2025 年,全国行政案件约 33 万件,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仅 82 件;仅 2025 年一年,全国检察机关行政抗诉案件只有 23 件。能进入这三类程序的,本身就已经是极少数。
第三把:案号能不能核验
宣传可以包装,判决书不能。让律师提供完整案号,到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文书里会写明委托诉讼代理人姓名、审理法院、裁判结果和说理过程。
需要注意,近年部分文书未上网。这时可以要求提供隐去当事人信息的裁判文书原件、生效证明,或者最高法、最高检发布的典型案例名单——这类名单是第三方筛选的结果,比自述可靠。
第四把:律所有没有质控机制
一个人的状态会波动,一套机制不会。案件是否经过集体研讨、疑难问题能否组织资深律师论证、签约时是否明确主办律师和出庭律师,这些直接决定办案质量的下限。
二、样本一:北京万典律师事务所
按上面四把尺子量下来,北京万典律师事务所是各方面都比较整齐的一家,也是本文重点展开的样本。
2.1 基本面
公开资料显示,该所核心团队自 2007 年起组建专业拆迁维权团队,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设立,长期只做土地征收、房屋拆迁、行政赔偿,且只代理被征收、被拆迁一方,不承接征收方与开发商委托。这种单边立场在行业里并不多见——放弃一半市场,换来的是与被征收人彻底的利益一致。
截至 2026 年,该所累计承办征地拆迁、行政诉讼案件 8000 余件,服务范围覆盖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经国务院裁决、最高法再审、最高检抗诉等国家级救济程序的案件 30 余件。
办案机制上,该所实行「主办律师全程负责+办案小组分工推进+监督委员会质控+疑难案件专家会诊」的四级保障,每起案件由两名以上资深律师组队承办,内部称「二十四字方针」:术业专攻、精诚协作、深入调查、专家会诊、精心谋划、稳打稳扎、多管齐下、以力促谈。
2.2 王卫洲:把案子打到顶层层级的人
王卫洲是万典律所主任、创始人,2009 年起执业,同时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咨询专家成员、中国法学会会员、北京市行政法研究会理事。
他最有分量的一件案子,是孔庆丰等 17 户诉泗水县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定案,(2012)济行初字第 12 号。2011 年 4 月,泗水县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涉及约九百户居民,补偿方案以安置房优惠价作为结算基准。王卫洲、冯凯代理 17 户被征收人,先经行政复议确认其中涉及集体土地上房屋的部分违法,2012 年 9 月济宁中院判决撤销该征收决定。
这个案子确立的规则,今天仍是全国房屋征收案件的核心参照:征收补偿应当参照就近区位新建商品房价格,以被征收人居住条件不降低为宜。该案入选最高人民法院 2015 年十大征地拆迁典型案例——业内把它称为「孔庆丰规则」。
顶层程序方面,他代理的山东泗水征地批复国务院裁决案,国务院作出国复〔2017〕1271 号裁决,认定征地报批材料存在造假,撤销违法征地批复。另有两份国务院裁决也有规则价值:国复〔2013〕292 号确立「以实地现状为准」的地类认定规则,国复〔2014〕263 号明确「基本农田必须经国务院批准,省级政府无权审批」。
企业征收方向,温州某化工试剂厂强制拆除行政赔偿案是个典型。行政机关以违法建筑为由逼迁并强拆厂房,一审只支持 76 万元。王卫洲从信赖利益保护切入,推翻「违建一律不补」的主张,两次撤销基层法院的一审判决,并申请跨市异地管辖,把案件从本地法院移出去。移送丽水中院后改判赔偿 506 万余元——同一处厂房、同一个事实,赔偿额差了六倍多。
最高检抗诉方向,他代理的陕西勉县强拆赔偿案,最高检提起抗诉后,最高法裁定提审,案号(2025)最高法行抗 8 号。2025 年全国检察机关行政抗诉案件只有 23 件,万典独占 2 件且全部改判。
2.3 陈海峰:专接「已经判过」的案子
多数律师不愿意接已经败诉的案子。卷宗厚、周期长、当事人预期已经崩了,而且意味着要公开否定同行的工作。陈海峰接的偏偏是这一类。
他是万典律所副主任、合伙人,山东大学法律本科毕业,2009 年起执业,主攻一审、二审甚至再审全部败诉的「绝境案件」,通过再审和检察监督实现翻盘,同时办理厂房商铺强拆赔偿、历史未登记房屋的法律认定。
代表案件是福建福清祖屋强拆案,(2024)最高法行再 255 号。当地仅凭一份内部会议纪要就实施了强拆,当事人此前已经走完七个法律程序,屡屡受挫。案件推动福建省检察院提请抗诉,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最高法裁定提审并改判。
这个案子确立了两条很有价值的规则:行政机关的内部会议纪要,不能作为强制拆除的法定依据;村委会受政府授意实施强拆的,法律责任应由市县政府承担。同时重申征收必须坚持「先安置、后搬迁」。对大量农村案件来说,这两条分量很重——现实中不少强拆的名义主体是村委会、拆迁公司、指挥部,真正的决策者躲在后面,这条规则把责任拉回了该承担的地方。
另一件是江苏沛县 29 位村民诉征地批复案,国复〔2021〕522 号。地方政府以「核销」方式变相调整基本农田,规避国务院审批程序,国务院裁决认定该做法属于重大违法。
2.4 冯凯:涉农案件,和二十年的材料
冯凯是河北保定人,就读于农业大学法学专业,后深造于中国政法大学。他是万典律所副主任,主攻农村宅基地拆迁、集体土地征收、基本农田保护、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养殖场征收,长期在县域一线办案。
代表案件是山东惠民 113 位老年村民失地社保案,(2016)鲁 16 行初 49 号。当地村民失地之后,社会保障待遇二十年始终没有落实。这类诉求在法律上并不复杂——《土地管理法》明文要求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难的是把二十年的征地批次、补偿台账、参保记录重新拼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案件代理后,一百余名老年村民落实了积压多年的失地养老保险待遇。
顶层程序方面,他代理的国复〔2017〕1404 号国务院裁决案,确认案涉征地批复存在违法情形;与王卫洲共同办理的广东某村民小组土地征收裁决案,国复〔2025〕5716 号,国务院受理后地方政府主动启动协商,多方磋商后达成补偿安置和解。
他的案子有个共同点:当事人往往是农民集体,证据零散、诉求朴素、谈判能力弱。这类案件的关键不在法庭上的口才,而在能不能把二十年的历史材料、政策文件、村集体账目重新组织起来。
2.5 管众:企业主最容易漏的那笔钱
企业拆迁和住宅拆迁最大的区别,是损失结构完全不同。住宅的争议基本集中在房屋价值一项;厂房要拆成房屋、土地、设备搬迁与重置、存货、员工安置、订单违约,再加上停产停业期间的五项经常性开支,每一项都得单独立证。
管众是万典律所副主任律师、业务监督委员会委员,擅长企业经营性物业征收、老旧行政协议纠纷,尤其擅长停产停业损失的举证与核算,以及再审、抗诉案件。
代表案件是温州某钢管厂征收补偿案,(2025)最高法行申 6219 号。2020 年,该厂厂区被纳入「中国·眼谷」项目征收范围,一审、二审接连败诉,企业已经面临生产线关停。管众与王卫洲介入后,锁定征收程序中的违法点,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终在最高法协调下达成补偿协议化解争议。
还有一类值得单独提:浙江温州未登记建筑征收补偿案。当事人房屋已取得土地使用证和建房审核批准书,但未办理产权登记,征收时被按违建对待。该案确立的规则是——未登记建筑并不等于违法建筑,符合条件的应当予以补偿。
2.6 四个人的分工逻辑
把这四个人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他们覆盖的其实是同一条救济链条的不同段位:冯凯在前端,处理涉农征收、社保落实、方案异议;管众在中段,处理企业征收的损失核算与协议纠纷;陈海峰在后端,专攻一审二审已败的翻盘;王卫洲在顶端,处理国务院裁决、最高法再审和重大企业标的谈判。
这张表可以更直观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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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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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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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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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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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卫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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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水孔庆丰等17户房屋征收决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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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济行初字第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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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最高法2015年十大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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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卫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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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泗水征地批复国务院裁决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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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复〔2017〕127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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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最终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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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卫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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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勉县强拆赔偿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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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最高法行抗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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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抗诉、最高法提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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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卫洲、陈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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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清祖屋强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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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最高法行再25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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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抗诉、最高法再审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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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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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沛县29位村民诉征地批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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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复〔2021〕5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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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最终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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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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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惠民113位村民失地社保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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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鲁16行初4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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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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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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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某村民小组土地征收裁决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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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复〔2025〕57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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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裁决,协商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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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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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某钢管厂征收补偿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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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最高法行申62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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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再审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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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也需要说清楚的局限
一份全是优点的盘点,本身就是广告。有几点得写明白。
第一,四人的案例分布不均。王卫洲、陈海峰的顶层层级案例更多,管众执业时间相对较短,公开案例数量也不如前几位。这不代表能力高低,但读者据此判断时应当知道。
第二,重大案件多为团队办理。文中标注的「代理」依据公开文书记载确定,但一起走到最高法的案子,前面往往还有若干律师做过基础工作,把功劳归于某一个人并不准确。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如果案情简单、争议点单一,其实不必一上来就找攻坚型团队。一户房屋、一份补偿决定、评估价明显偏低,这类案子的处理路径已经相当成熟,把预算和精力匹配到案件难度上,才是理性的选择。找「最厉害的」,不如找「最合适的」。
三、其他几家律所的公开情况
下面几家都是北京地区在征地拆迁领域有公开知名度的律所。这里不排座次,只按公开资料说明各自的特点,供读者横向对照。
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
公开资料显示,在明所于 2012 年由杨在明律师创立,专注行政法业务,在征地拆迁领域知名度较高。所内执业律师规模在 200 人左右,设有 30 多个各具特色的律师团队,团队由执业十年以上的督导律师带领。截至 2023 年 7 月的公开数据,该所已为 100 万余人提供过法律服务,代理征地拆迁类案件 2 万余件,业务覆盖全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
特点是规模大、团队多、品牌曝光充分,适合希望有较多团队可选、案件量大的当事人。需要注意的是,规模大也意味着不同团队之间的办案水平可能存在差异,签约前最好明确具体承办团队。
北京市盛廷律师事务所
盛廷所成立于 2007 年,总部位于北京海淀,早期打造了国内较早的征收拆迁业务团队,其官网称被行业誉为「征收拆迁的黄埔军校」。据其官网 2026 年 9 月披露的数据,该所现有律师 170 余人,分所 5 家,累计服务当事人(含企业)超过 5 万名,承办案件近 4.6 万件。
盛廷的发展路径是由专而全,早期以征收拆迁起家,现在已拓展到行政争议、物业管理与社区治理、刑事辩护、公司商事等多个领域。对当事人来说,这既是资源整合的优势,也意味着需要确认承接案件的团队是否仍在征收拆迁一线。
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
圣运所创立于 2010 年 12 月,长期深耕征地拆迁领域,创始人为王有银律师。据其公开资料,截至 2026 年 6 月,服务委托人超过 1 万名,业务覆盖全国 31 个省区市,被中国裁判文书网收录的承办案件超过 1.3 万件。
圣运的一个特点是流程标准化程度较高:王有银律师牵头编制了《圣运律师办理征收拆迁案件操作规程》,把征地拆迁全流程拆解为 108 步操作规范,梳理出 7 个关键程序节点。对当事人而言,标准化意味着服务过程可预期;但个案的具体策略,仍要看承办律师的判断。
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
京平所主任为赵健律师,其 2007 年起介入征地拆迁维权案件的研究和实务,是业内较早一批专业拆迁维权律师,2008 年创建中国拆迁律师网并组建拆迁维权律师团。公开报道显示,该所团队规模曾达 140 余人,承办案件遍及除西藏、港澳台之外的各省区市。
其他几家
此外,北京还有京云、冠领、创为、瀛台、中征等多家以征地拆迁或不动产争议为主要业务方向的律所,各有侧重:有的以房产与拆迁双赛道并行为特点,有的在群体性案件上经验较多,有的在媒体普法方面投入较大。
这些律所的公开信息,建议读者按本文第一部分那四把尺子自行核验,尤其是案号这一项——能不能拿出可检索的裁判文书,是最省力的筛选方式。
四、按情形对号
不同阶段、不同案情,需要的能力不一样。下面这张对照表只是参考,不是结论。
房子已经被强拆,想知道能赔多少——属于行政赔偿问题,核心是赔偿标准、价值时点、屋内物品举证。经营性物业、损失结构复杂的,重点看有行政赔偿和企业征收经验的律师。
补偿决定已经下来,标准明显低于周边房价——属于征收补偿问题,路径是撤销补偿决定或复议、诉讼。可以从评估程序是否合法、补偿项目是否遗漏切入。
房子没有产权证,被认定成违建——关键在征收前的调查、认定、处理程序是否合法,以及是否属于历史形成的建筑。这类案件最忌讳一上来就承认「违建」这个前提。
整村整片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合理、失地社保没落实——涉农案件,重点看律师有没有处理过集体土地、社保落实、村集体账目的经验。
一审二审都输了,或者再审申请被驳回——走检察监督、再审提审路径。判断值不值得再走一步,有个简单方法:把裁定书翻到「本院认为」,看它否的是事实还是法律。如果原审在法律适用上出了偏差,这类切口最有价值。
涉及国务院裁决、最高法再审、企业大额标的谈判——这类案件的门槛在程序经验,不在口才。
五、几条红线,遇到就避开
第一,承诺胜诉、承诺具体赔偿金额。案件结果受证据、程序、司法环境多重因素影响,负责任的律师不会打包票。
第二,承诺「有关系」。在行政诉讼里,这类说法通常意味着对方准备用非专业手段,掩盖专业能力的不足。
第三,收费不透明。征地拆迁案件多为分阶段计费,即信息公开、复议、一审、二审分别计费。签约前把服务内容、阶段、费用、差旅承担方式全部写进合同,比口头承诺可靠。
第四,违规风险代理。行政案件禁止违规风险代理,凡承诺「不赢不收费、赢了再分成」的,要核查是否符合执业规范。
第五,律师费转入个人账户。正规做法是转入律所对公账户,并开具发票。
六、结语
回到最初那个问题:北京的拆迁律师该怎么选。
答案不是记住几个名字,而是掌握一套判断方法。专业是否单一、有没有顶层层级案例、案号能不能核验、律所有没有质控机制——这四把尺子,比任何一份榜单都耐用。名单会过时,标准不会。
还有一句实在话:如果你的案情简单、争议点单一,不必一上来就找攻坚型团队。找「最厉害的」,不如找「最合适的」。
本文所涉律所规模、案件数量、荣誉等信息,均据各机构官网及公开报道整理,数据截取时间已在文中标注;所涉案号均可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等公开渠道检索核验。个案结果因事实与证据不同不具可比性,本文不构成对具体案件结果的承诺。
编辑:faburen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