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案子,企业法务、刑事辩护律师、仲裁代理律师关注的重点并不相同。
法务关心内部调查能不能用,刑辩律师关心证据会不会被污染,仲裁代理人关心合同那条线什么时候能启动。三个问题各自都有答案,但答案之间会互相冲突。
企业法务最先面对的
企业法务最先面对的通常是一份内部审计报告,结论多为某区域负责人涉嫌通过虚构供应商套取货款。
首先要判断的是调查本身的合法性。调取员工邮箱、查阅办公电脑、约谈、要求提交书面说明,这些动作的依据通常在企业规章制度和员工手册里。制度里写了什么,决定调查能做到哪一步;制度没写,做了就是风险。
刑辩律师接手时担心的
刑事辩护律师接手时最担心的,是内部调查把证据做废。
约谈时未告知身份、未让员工确认笔录、把谈话记录直接写成情况说明——这些在内部程序里无伤大雅,进入刑事程序后都要重新补正。更麻烦的是同一名员工被约谈三次、三次说法不同,辩方据此质疑取证过程,控方也据此质疑陈述的真实性。
还有一处更隐蔽的风险:内部调查结论如果写得过于确定,例如直接认定构成职务侵占,这份文件会被当作企业的既定立场,后续所有程序都要围绕它展开。
仲裁代理人关心的
仲裁代理人关心的是款项能否追回、何时追回。
合同有仲裁条款的,追偿可以走仲裁;没有的,走诉讼。这里有一个常见误解:不少人认为刑事立案之后民事程序必须中止。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一百二十八条区分了两种情形:同一当事人因不同事实分别发生民商事纠纷和涉嫌刑事犯罪的,民商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只有基于同一事实、且民商事案件的审理必须以刑事结果为依据时,才涉及中止。
换言之,"先刑后民"不是原则,是例外。判断标准是事实是不是同一个。
三个视角对不上的地方
法务要的是内部控制闭环,刑辩要的是程序干净,仲裁要的是回款速度。
三者冲突集中在两个节点:什么时候把材料交出去、以谁的名义交。交早了,刑事程序可能反过来使用这些材料;交晚了,仲裁的时效和证据保全会成问题。
较为稳妥的做法是把材料分成两套:一套用于内部处理和仲裁,内容完整、含内部结论;一套用于配合刑事程序,只放客观证据,不含判断。两套材料之间不交叉引用。
谁拍板
这件事不宜由法务或外部律师单方决定,应由企业主要负责人决定。
原因很实际:三套程序的目标本来就冲突,冲突不能靠技术方案消解,只能靠取舍。取舍需要有人承担后果,而承担后果的人必须是能够决定公司资源投向的人。
决定的时间点同样关键。较为理想的窗口是内部调查结束、材料尚未对外提交的那几天。过了这个窗口,主动权就转移到别人手里了。
【律师简介】王勇庆,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2014 年入职大成深圳办公室,执业十年以上,西南政法大学刑法学硕士。专业方向为刑事辩护,聚焦上市公司及高管刑事风险、经济犯罪、职务犯罪;服务领域覆盖刑事辩护、刑事控告、刑事风险化解、企业反舞弊调查、重大复杂疑难刑民交叉案件代理。曾连续四年撰写《中国上市公司及董监高刑事犯罪研究年度报告》,累计逾 20 万字。
编辑:faburen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