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州是一个历史的和地域的概念。以今青州市为核心的古青州地区，“左有负海之饶，右有山河之固”(《资治通鉴》卷111《晋纪》)，向为物产富饶、山川形胜的宜人之邦。1977年东夏镇桃园村发掘出土的北辛文化陶片证明，早在7000年前青州市境内便已存在人类活动。相传大禹治水后，划分全国为青、冀、徐、兖、扬、荆、豫、梁、雍九州，青州即是其中之一。《尚书·禹贡》载：“海、岱惟青州”(《书经》卷2《禹贡》)。“海”指渤海，“岱”为泰山，古青州范围东北至渤海，西南至泰山，占据了今山东省的大部分地域。1965年苏埠屯发现的商代大墓，是国内除殷墟商王陵之外最大的商墓，证明这里在奴隶社会曾经是一个方国的政治中心。春秋战国时期，东方最强盛的齐国腹心地区就在今临淄和青州一带。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将全国划分为36郡，今青州市地属临淄郡。因秦无地志，此时青州市境内是否置县，不得而知。前201年，汉高祖封开国功臣召欧为广侯(国都在今青州市区西南1公里下圈村一带)。广侯传五世，因无后嗣，国除为县，即广县。西汉广县是青州市境内可知的第一个县级行政区划。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为加强中央对地方控制，把全国划分成冀、青、兖、徐、扬、荆、豫、凉、益、幽、并、朔方、交趾十三个刺史部，青州名列其中。青州刺史部设置之初，并非政区，而是监察区，没有固定治所。东汉中平五年(188年)，刺史部改称“州”，演变为地方最高行政区划。此时青州治临淄(今淄博市临淄区)，临淄城成为历史上的第一座青州城。
    青州治临淄城，时间只有120余年。西晋永嘉五年(311年)，前赵青州刺史曹嶷因临淄城大地平，无险可守，自淄临城迁治所于新建的广固城(今青州市区西郊)，并将广县废除，地入临淄县。此举使今青州这片地域的政治影响急转直上，一举奠定了日后千余年州城地位的基础。广固城“山川阻峻，足为帝王之都”(《晋书》卷127《慕容德载记》)。东晋隆安四年(400年)，十六国之一的鲜卑南燕(398—410年)王朝定鼎于此，该城又一跃而成为齐鲁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代帝都。这便使今天的青州城无可争辩地拥有了古都的称号。
    考察今青州在西晋永嘉五年政治地位的崛起，具有一定特殊性。可以说，此时青州政治地位的飞升，完全是曹嶷自临淄迁治于此的结果。如所周知，临淄从西周即为齐国都城，春秋战国时发展成为我国北方最大的都会，东汉时又是齐国国都，一直拥有山东核心城市的显赫地位。但是，青州自西晋末起不仅完全取代了临淄山东第一重镇的地位，而且还沿袭了齐都盛名。正因如此，青州城经常被后世误以为齐都临淄城。如十六国时鲜卑人段龛占据青州广固城，自称齐王。《宋书》载：永和十二年(356年)，前燕慕容恪率军攻略青州，“齐城陷，执段龛，杀三千余人”(《宋书》卷24《天文志(二)》)。对此，《晋书》亦载：“齐城陷，执段龛，杀三千余人”(《晋书》卷13《天文志(下)》)。毫无疑问，在这两部正史中青州广固城显然是被当作齐都临淄城了。隋段怀穆、杨慰在青州东阳城(今青州市区北半部)建造伽蓝，却声称建于“扣角之所”(《光绪益都县图志》卷26《金石志(上)》)。由《吕氏春秋》知：“扣角之所”在齐都临淄城的某个“郭门之外”(《吕氏春秋》卷19《举难》)。看来，段、杨二人也是将青州城与临淄城混为一谈了。唐代青州龙兴寺还被寺僧们“相传云是孟尝君家宅”(《封氏闻见记》卷8《孟尝镬》)。谨按孟尝君家居临淄城，与青州城没有什么关系，这可谓把青州城误为临淄城的一个显著事例了。这种错误认识，迄至北宋仍有明显反映。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追谥齐太公曰昭烈武成王，令青州立庙；周文公曰文宪王，曲阜县立庙”(《宋史》卷7《真宗纪》)。真宗还亲为齐太公撰写碑文，《嘉靖青州府志》载：“武成王赞碑，在府治北太公庙中，宋真宗撰”(《嘉靖青州府志》卷7《古迹》)。我们知道，建造周文公庙于曲阜县是天经地义之事，因为这里曾是鲁国国都。然而建造齐太公庙于青州，却是犯了将青州城与临淄城相混淆的错误。透过以上诸多误识的产生，我们正可窥见历史上青州城与临淄城的特殊密切关系。可以说青州城从西晋末开始取代临淄城在山东的政治地位，成为名满山左的新齐城。
     义熙六年(410年)，东晋大将刘裕率军北伐，攻灭南燕，夷平广固城，“留长史羊穆之为青州刺史，筑东阳城而居之”(《晋书》卷15《地理志(下)》)。青州地入刘宋版图后，成为北魏觊觑的战略目标，州治东阳城一直是双方激烈争夺的焦点，军事地位十分突出。东阳城“控带阛阓，巷陌歧出，千军之伏，出奇制胜。可以挫远寇猝至之锋，振先声夺人之气”(《咸丰青州府志》卷23《形胜考》)，被称为山东“诸城根本”(《魏书》卷42《郦范传》)。皇兴三年(469年)，北魏将领慕容白曜经过“始末三年……日日交兵”的鏖战，打下东阳城。《魏书》记载了城陷后北魏军的重大缴获：“凡获仓粟八十五万斛，米三千斛，弓九千张，箭十八万八千，刀二万二千四百，甲胄各三千三百，铜五千斤，钱十五万；城内户八千六百，口四万一千，吴蛮户三百余”(《魏书》卷50《慕容白曜传》)。这组数据使青州东阳城作为当时山东政治、经济、军事重镇的面目昭然若揭。
    自西晋永嘉五年(311年)曹嶷从临淄徙治于青州广固城至皇兴三年(469年)北魏攻取东阳城的一个半世纪里，青州地区先后归属西晋、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燕、东晋、南燕、刘宋、北魏等十个政权。政局动荡，生灵涂炭，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青州地属北魏以后，获得了相对稳定。青州入魏即为要邑，政治地位较之此前有增无减，这可由北魏王朝大多选派宗室重臣担任青州刺史一事得到较好说明。宿白先生指出：孝文帝曾以威服秦雍的京兆王元子推、“镇抚代京，内外肃然”的广陵王元羽、“大破蠕蠕”的阳平王元颐刺青；宣武帝则以“历内外显任”的江阳王元继及其子“望倾四海”的元罗镇青(《青州龙兴寺窖藏所出佛像的几个问题——青州城与龙兴寺之三》，《文物》1999年第10期)。因为元氏诸王频频出任青州刺史，永平三年(510年)，宣武帝诏令“于青州立高祖(孝文帝)庙”(《魏书》卷8《世宗纪》)，以便祭祀。这一举措也反映出北魏王朝对青州地区的重视程度。
    永熙二年(534年)北魏分裂，青州地区相继隶属东魏、北齐。此时青州地处高齐与宇文周交兵、对峙的大后方，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一度发展成为闻名东夏的大都会。
    建德六年(577年)，北周灭北齐，在青州设置地方一级军政区划“总管府”(《周书》卷6《武帝纪(下)》)。隋朝建立后，仍予沿置。唐初，改称“都督府”(《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安史之乱中的宝应元年(762年)，史册著名的“平卢淄青镇”(《旧唐书》卷124《侯希逸传》)在青州建立。此后直至唐末五代，平卢镇始终左右着山东局势，成为当时山东地区主要政治力量的代称。
    北宋时的青州，地位非同一般，历为京东路、京东东路治所，“大镇”(《宋史》卷303《胡顺之传》)、“善藩”(《宋史》卷281《寇准传》)、“剧藩”(《范文正集》卷17《青州谢上表》)、“东夏都会”(《文庄集》卷21《青州龙兴寺重修中佛殿记》)、“海岱名都”(《临川先生文集》卷47《内制》)等类似记载，屡见于有关宋代文献，可谓一个时期人们的普遍共识。明道(1032—1033年)中，知青州夏竦《青州州学后记》明确说道：“国家制天下，肇有十八路，京东首焉。西起甸服，东渐淮海，南略涞泗，北际河濮，关防之要，控制之重，城闉之大，室居之盛，青复首焉”(《文庄集》卷21《青州州学后记》)。这表明宋代青州城规模宏大，经济繁荣，居民众多，远非一般地方性城市所能比拟，堪称京师开封以东最大都会，实有东夏首府之地位。
    金代青州为山东东路治所，并是全国十一个置兵的“要州”(据《金史》卷44《兵志》载：“置(兵)于要州者十一：南京、东京、益都(青州)、京兆、太原、临洮、临潢、丰、泰、抚、盖”)之一。颇需一提的是，金王朝至迟在“大定八年(1168年)置山东东西路统军司”(《金史》卷25《地理志(中)》)于青州，这是“山东”一名正式成为我国地方行政区划之始。元至大二年(1309年)在青州置“山东东西道宣慰司”(《元史》卷58《地理志(一)》)，直隶中书省，谓之“腹里”。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于青州置“山东等处行中书省”(《明史》卷41《地理志(二)》)，辖山东全省六府十五州八十九县。洪武九年(1376年)山东行省西移济南，青州由省会降为府治。即便如此，青州仍呈现着长盛不衰之势。洪武十五年(1382年)太祖第七子齐王朱榑就藩青州，青州威名依然响震。齐藩废后，汉王朱高煦又被诏封青州，他是当时除明成祖朱棣、太子朱高炽外，大明王朝的第三号人物。朱高煦最终虽未奉诏就藩，但这足以说明青州在明统治者心目中的分量。弘治十二年(1499年)宪宗第七子衡王朱祐楎就藩青州，传六世七王。迄至明亡，青州一直是大明衡藩所在。清代青州虽然仍为府治，但雍正八年(1730年)在青州城北建造的旗兵驻防城系省级军事治地，青州依旧保留着昔日齐鲁干城的些许影响。民国以后，青州政治地位大幅下降，再未重振以往雄风。
    纵观上述，历史事实无不表达着青州政治地位的重要性。青州自西晋永嘉五年(311年)取代临淄上升为齐鲁大地的政治中心，迄至明初洪武九年(1376年)被逐渐兴起的济南所取代，作为山东政治中心长达千年之久。一言以蔽之，青州在山东古代史上具有中替临淄、下启济南的显赫政治地位，非常值得我们对她的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重新进行深入细致的发掘和研究。（李森 系山东大学教授）

编辑：今日青州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