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末年,有个叫做徐寅的莆田(今福建省莆田市)人,很有一些文采,且考中了进士。可那时的天下,极是动荡。大唐很快就被朱温的梁国取代。中国历史也便进入五代十国时期。朱温皇帝一登基,就连发两次《求贤诏》,开科取士。
徐寅一看,前代的学历不管用了,那就再考一回。
开平四年(910),徐寅再次走入考场。结果就得了状元。
朱温皇帝很高兴,选了几位优秀门生进宫喝酒。朱皇帝虽然开创了一个新社会,可对旧社会的文章也很钟情。席间,他就背诵了徐寅的名作《人生几何赋》。
对徐寅来说,皇帝让他做了状元,又在御宴上赞赏他的作品,他该何等感恩啊。当皇帝跟他讨论作品时,他是否更应谦虚啊。事实却是,朱皇帝平易近人地说:爱卿大作中的“三皇五帝,不死何归”一句,是否可以改动一下?
“皇上以为,如何修改方好?”这般人尽可言的,徐寅居然不会。甚至来了文人的邪气,正色回复皇帝:“臣宁无官,赋不可改。”
这也太牛了!可算古今第一牛人了罢。
当然,牛人自有牛气:我的文章你读不懂,可以请教,张口就让我改,这算什么?
于是,徐寅背起铺盖卷儿就回家去了。
不改文章的目的实现了。不当官,却是要受穷的。徐寅正有一个安贫乐道的爱好。他曾这样说:何人买我安贫趣,百万黄金未可论。
“论”是考虑。
徐寅说,不管什么人,想买走我安于贫穷的乐趣,就是拿来一百万两黄金,我也不予考虑。
如果这两句诗是我写的,读者肯定不信。因为,就是给我几两金子,我的安贫趣也可转让。这词儿出于徐寅笔下,那就由不得你不信了。
徐寅回到老家后,在他的安贫趣里读书著文,做起了作家。光《全唐诗》里收录他的诗,就有220首。
徐寅这种“宁无官,不改赋”的学者骨气,尽管越来越不被人理解。这却是真圣贤的人格光焰和精神财富。没有这光焰,再有学问也是黯淡得死灰一般。没有这财富,再有经济实力也是叫花子。遗憾的是,这光焰不是一般人可以拥有的。这财富,就连他的子孙都继承不了。
宋代时,徐寅的两位七世孙,徐铎和他哥哥徐锐一同赴京科考。皇榜一张,兄弟二人不但是双双有名,而且,25岁的弟弟徐铎,还是第一名。他们家又出了一个状元。这年是北宋熙宁九年(1076)。
当时的主考官文彦博,即刻就为这件雅事,写了一副妙联:龙虎榜头孙继祖,凤凰池上弟连兄。
赶巧,那年的武状元薛奕,与徐铎同为莆田老乡儿。神宗皇帝也便写下一副对联:一方文武魁天下,四海英雄入彀中。
“彀”读“构”,原意指牢笼、圈套。因李世民曾有“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后来,“英雄入彀”便指英雄汇聚于当朝。
徐铎考中状元,引出了这么多的风流佳话,按说,他该是继承先祖遗风,活出个人样儿来。结果却正相反。
那时跟现在不一样。那时的官员和平民,心里经常保留着真理的尺子。也就是,一个人不论他多有权,多有钱,只要不合真理的尺度,人们就瞧不起他。所以,只有大权大钱的人,经常跟乞丐差不多,只是得不到人们对乞丐的尊重。
那时主要的政治斗争,都是围绕王安石变法的。这种改革,看上去是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可到了最高统治者那里,就近乎于一场儿戏了。神宗皇帝喜欢变法,改革就大张旗鼓。神宗一死,高太后临朝听政。她不喜欢,因便启用反对变法的司马光做宰相,就把变法废了。高太后一死,哲宗皇帝亲政,他又喜欢变法了。于是就让章惇拜相。奉旨废除变法的那些高官们,这就成了元祐党人。他们的罪行自然要被清算。第一步是把司马光他们的言行汇编成册,也就是收集罪证。哲宗皇帝命徐铎担任主编。
徐铎根本不去想,司马光干的事都是上头授意的。徐铎只想与章惇密切在一起,这就把司马光一党的所有言行,翻箱倒柜地挖掘了来,分类编辑,且做得“纤微不遗”。这是发誓要把元祐党人置于死地。
就是反对司马光的人,看了徐铎编的“书”,都觉着他太凶太狠了。狠到了吃人不吐骨头。
徐铎这个出身于书香世家的,怎么就突然这般凶狠了呢?原来,徐铎与自己的先祖不同,他是很讲政治的。他的榜样就是章惇。
章惇与苏轼原是好友。一次,二人同游陕西南山仙游潭。潭边是万丈悬崖。章惇请苏轼到悬崖上题字,苏轼不敢。章惇便攀上悬崖,题写了“章惇、苏轼来游”。
苏轼笑道:“你一定敢杀人。”
章惇问:“何以见得?”
苏轼答:“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
章惇大笑不止。
这件事表明,二人的友情非同一般。
后来,章惇镇压元祐党人的时候,他和苏轼的情意就完全被政治销蚀了。他铁面无私地把苏轼贬到了惠州(今广东惠州)。结果,苏轼这个好作诗的,竟对遭贬的生活很惬意:报道先生春睡早,道人轻打五更钟。
章惇看到诗,就笑了:“苏子在那里还这么快活吗?”
于是又把苏轼贬到了儋州(今海南儋州)。那时,贬到这种荒蛮之地,仅次于满门抄斩。
章惇似乎感到,自己的政治素养仍未发挥到位。这就又要派出一个叫做董必的亲信,到岭南去查访,试图从鸡蛋里挑出一些骨头来,把苏轼等人从肉体上消灭。结果,董必暴病死去,这才未能成行。
徐铎的上级兼密友,就是这样的人。徐铎的政治经验不得迅速提升,那便怪了。
徐铎担任给事中的时候,除为皇帝起草诏令,还有一个权力,封驳失当的政令。也就是各级政府的“红头文件”,他以为不恰当的,就可以直接给予撤销。这个权势可是不可小觑的。
章惇为了掌控徐铎,徐铎为了利用章惇,二人的关系也便更加紧密。结果是,徐铎变成了章惇的奴婢。章惇一个眼神儿,徐铎就知道那些文件之中,哪个该放行,哪个该封杀。
就是这样,徐铎还经受了一回打马骡子惊。
有个举人科考作弊,案子报到开封府。开封府府尹蒋之奇,准备严肃处理。案卷自然要送到徐铎手上。不知徐铎是接受了请托,还是受了贿,反正他要求从轻发落,教育释放。蒋之齐据理力争,徐铎就拿权力弹压。蒋之奇只好委屈妥协,违心地按徐铎的指令办了案。
章惇得知以后,就说蒋之奇放纵作弊,贪赃枉法,当即就对蒋之奇做出了严厉处罚。
你说蒋之奇冤不冤?
我们不必设想,徐铎这样的政治人士可以挺身而出,承担责任。就是设想徐铎还有些许的人格,他也会出来说道说道。他与章惇的关系那么铁,再以他状元的聪明,转转悠悠地糊弄几句。章惇自然就会借坡下驴,人家蒋之奇也不至背上那口黑锅。然而善良人的设想,在徐铎这里是没有用的。只要可以避免引火烧身,祖坟都可以出卖。
这件事,放在颠倒是非的国度里,自然是除了蒋之奇,谁也不会在意的。那时节的官场上,人们却认得一些是非对错。就在章惇推荐,皇帝任命徐铎,去当御史中丞的时候,许多官员就仗义执言来了。御史中丞是最高检察院检察长。他们说,徐铎攀附权贵,不持正义,不担责任,故而,不可担任此职。并且举例说明。
哲宗皇帝一看,这小子政治上虽然过硬,却跟太监似的,不大像个男人。于是就准了众议,不再提拔他。
徐铎很受伤。
哲宗皇帝也是个很喜欢美人的。问题是他太贪、太执著、不节制,这就叫那蜜罐子给腌出病来。23岁就花下为鬼了。
他没有儿子。向太后就说,让端王继位吧。端王是哲宗的弟弟,就是那个又会作画,又擅书法的赵佶。赵佶独创了瘦金体后,就光想着书法了,从来没想当皇帝。可是因缘来了,想推都推不掉。
元符八年(1100)正月,赵佶入主金銮殿。可他还不能号令天下。他这个位置是太后给的,他必须得听太后的。这是权力艺术里的大原则。
这个向太后,却是个不喜欢变法的。有了发言权,她就要说话了。
苏轼与司马光是反变法的旗帜。现在便要扶起来。苏轼回朝任职。司马光却已去世。当年,章惇和徐铎曾经上疏,强烈要求把司马光从坟里拉出来,暴骨鞭尸。结果,哲宗皇帝一念之间,就没批准。此刻间,向太后便追复了司马光的官职。这对于司马光,已经无意义了,对于他的家人和天下所有的反变法者,那便是太阳出来了。
章惇和徐铎,也就要忍气吞声了。章惇贬到了越州(今浙江绍兴),徐铎到了
青州。
状元们来到
青州,在这个拥有云门仙境的地方,都会悟到一些什么。一般都会发现,官场浑浊而无常,一切是非都是颠倒的。唯有秀峰清流,才是宜人之处。徐铎却是与众不同,他悟到的是,自己的为官技艺还不足,还要修炼。同时,他也为自己庆幸。虽然遭贬,却来到了一个好去处。
然而,有好些个徐铎的同仁,是不愿意看到他暗自庆幸的。于是就给太后写了人民来信:徐铎编辑元祐党人言行,诽谤大臣,不遗余力。让他知青州,不足以平民愤。
太后一看,对呀,再贬。
于是,徐铎就恨别青州,去了湖州(今浙江湖州)。
历史往往是一出戏。没有戏剧性,当然算不得好戏。
没多久,向太后死了。赵佶皇帝独立掌权了。这伙计又是个喜欢变法的。所有元祐党人,统统到下面劳动改造去。支持变法的,自然也就要重放异彩。
徐铎因此回到了汴京。
章惇对付元祐党人那么凶残,该是有功的,这次却不能重用。因为他确实以国家为重,说过一句话——
哲宗新逝那会子,向太后召集大臣,说到赵佶可以为继时,章惇觉得,一个写字画画的,哪能做皇帝。于是就说:“端王言行轻佻,不可君临天下。”
此刻,正是这个不可君临天下的君临了天下,章惇也就被贬到更远的地方去了。
顺便讲个小故事。章惇整治苏轼那阵子,不是一直往死里整吗?他想杀苏轼没杀成,于是就想,杀了苏辙也挺解恨。这便对皇帝说,苏轼的弟弟苏辙,贬到雷州(今广东海康)后,大行抢劫,强占民房,合该处死。皇帝觉得,总得拿到证据才好处置,这便派人调查。结果人家房主说,苏辙是租用,还当场拿出了租房的合同。
真是巧。章惇被贬到雷州后,他想租用的房子,正是上次苏辙住过的。房主说:“章宰相,上回这房子租给苏辙,差点惹出人命。这一回,我就不敢给你住了。”
后来,苏轼又被重新启用。章惇的儿子章援害怕苏轼报复,就给苏轼写了一信。苏轼回信说:“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
我讲这个故事是想说明,赵佶虽是个艺术家皇帝,可他的胸怀跟苏轼没法儿比,竟跟出租房子的那个农民差不多。
回头再说徐铎。
徐铎回京以后,干了礼部尚书。赵佶皇帝召集群臣,研究如何为先祖立庙时。很多大臣引经据典,说得天花乱坠。可总是说不到皇帝的心里去。徐铎经过那段遭贬的经历后,官场上可就老道多了。他先把皇上的思绪揣摩透了,然后,什么情,什么理,什么法,什么度,统统撂到一边。只冲着上司的心窝子掏下去。这时候,想让上司不激动、不振奋,都没有可能。
于是,徐铎就从奴隶,一下升华为奴才。再次被提拔,干了吏部尚书。
虽说这吏部与礼部,是同一个级别,可是,在独裁专制的人世间,管官的官,无论政治效益还是经济效益,你想不惊喜都不容易。因此,徐铎在官场上,日升中天,光芒万丈。
徐铎状元,与他的先祖徐寅,走了两条截然相反的路。徐寅是官可以不做,文章不可以改。徐铎是,可以不当人,必须得当官。
徐铎还喜欢写书。一生写了250卷。
写书是中国文化的痼疾。名权利这三条里,捞到一条的人,就想出书。书这玩意儿,本来也像人。需有两条腿才能站起来。这两条腿是文化和境界,缺一者是瘸子,缺二者是瘫子。当然,瘸子和瘫子之类的书,也有价值。那就是它的重量。在收破烂儿的那里,一斤就值两毛多钱。
惟不知,徐铎的书能否站起来。
当然,徐铎到了文化之中,就不该、也不会被人瞧不起了。所有文化都是人的选择。当人们只将“状元”二字与徐铎嫁接,时间久了,徐铎也便是个道德文章的高士了。
我们由后人对徐铎的敬重上,即可一目了然。徐铎家乡的牌坊叫“状元坊”,徐铎家乡的井叫“状元井”;徐铎家乡的荔枝叫“状元红”。
这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状元文化呢。 (冯蜂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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