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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藻在松林书院读书和交往之考证
来源:今日青州网      时间:2019-08-14 17:29:52      
内容摘要:清代藏书家、目录学家、金石家、方志学家李文藻李文藻(1730—1778)字素伯,一字茝畹,号南涧,山东益都人,天资俊朗,博览古今,不为世俗之学,所至必结交贤豪长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以第二名中举,主考官




清代藏书家、目录学家、金石家、方志学家李文藻


李文藻(1730—1778)字素伯,一字茝畹,号南涧,山东益都人,天资俊朗,博览古今,不为世俗之学,所至必结交贤豪长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以第二名中举,主考官钱大昕对他极为赞赏,说:“此子天下才也!”按察使沈廷芳作揖祝贺:“君得人矣!”二十六年(1761年)中进士,其殿试卷为“读卷官交口叹赏”。历任恩平县、新安县、潮阳县知县,也做过广东乡试的副考官,后擢升桂林府同知。长期在岭南任职,长年累月奔走于崇山峻岭之间,染上了瘴气,不幸离世,年仅49岁。
  李文藻是乾隆年间著名的藏书家、目录学家、方志学家,继宋代赵明诚之后的又一金石学大家。一生著作等身,有诗文研究类《岭南诗集》《南涧文集》《毛诗本义》《南北史考略》等数十种,金石学著作有《泰山金石考》《益都金石考》《金石书录》《山东元碑录》等,此外他还主持或参与编纂了大量的地方志,其中的《历城县志》和《诸城县志》被列为全国名志。
  据杨滇《邑先辈纪略》(以下简称《纪略》)记载:“李文藻幼从张与京入学,后博览群籍,结庐劈峰下,读书于其中,每试冠其曹侣……”研究者大多知晓李文藻中举前曾经在劈山南广福寺筑屋读书,而对在松林书院读书一事不甚明了,原因多半是有关权威性的地方志书如咸丰《青州府志》、光绪《益都县图志》等俱无明确记载,近年青州市政协原副主席隋同文先生整理的《李文藻年谱》中多次写李文藻“读书青州”,具体何地亦未说明。故此,笔者作一补充考证,以再现其此段读书、生活和交往的经历。
古籍中李文藻在书院读书的记载
  乾隆年间,松林书院有位名师叫张云会,字与京,岁贡生,肄业于云门书院,后在松林书院讲学。《纪略》称:“(张云会)亲授业者有三进士、六举人,为生员食饩(公家按月供给粮食等物资)者不计其数。三进士:李南涧文藻、朱荆园廷基、木斋希贤;六举人:叔祖书岩公(杨峒)、王周山、李维华也,其三则他邑学者,忘其名氏矣。”这一记载明确了李文藻是张云会的学生之一。《纪略》在介绍进士朱廷基时称:“少与李文藻、张石渠、毕子长、张志伊、刘湘皋、刘若愚、王周山同肄业矮松园。”矮松园即松林书院,北宋三元及第的著名宰相王曾青少年时曾读书于此,时称矮松园,明成华五年(1469年)青州知府李昂始改办为松林书院。
  李文藻在诗文中也数次提到自己曾经在松林书院读书。其《四松记》一文有明确记载:“去松北不半里为松林书院,即王文正公矮松园,公所为赋矮松者(王曾晚年曾写《矮松园赋并序》)。后人觅矮松不得,植桧柏多至四百余株,而仍以松林颜之。余向读书其内,暇则过隐君试茗四松下……”另有《皇清敕封文郎乡贡进士广宁太老夫子成公之灵》中写道:“公之长子(成先生),吾师卫宗,曩游稷下,声焰隆隆,当事者延长宋王沂公矮松书院。而藻实执业以相从。吾师心纯貌粹,经术文章为世圭臬……”从中可知,已过世的广宁太老夫子成公之子成先生为声名显著的宗师,心纯貌粹,经术文章世之楷模,被聘为松林书院山长,李文藻得以从师就读。而《南涧文集》中记载的李文藻与松林书院名师严锡绥的交往,更是成就了一段尊师爱师的佳话。
对书院老师情深义重,感人肺腑
  从有关资料看,李文藻的老师有山东益都张云会、江苏无锡陈先生、浙江仁和成先生、浙江余杭严锡绥等。其中跟严锡绥先生的交往最为密切,从下面这首诗中也能窥见一斑:
严艾堂夫子过寺斋小集
夫子饶幽兴,溪山入素怀。
闻人说香刹,骑马到萧斋。
古碣搜残洞,悬泉认断崖。
寺僧能乞句,不用水松牌。
倾取床头酒,开尊古木丛。
看花傍寒食,藉草坐春风。
落照层峦隔,归途一水通。
登临芳躅在,传说任樵翁。
  严艾堂是指书院名师严锡绥,艾堂是其字。有关严锡绥的资料,文献记载语焉不详,仅在个别史料中发现零星的文字,但也从中窥见其名师风采。如咸丰《青州府志·职官表》载“严锡绥,乾隆十二年任安邱知县”,而光绪《益都县图志·官师志》载:山西曲沃人裴宗锡“由济南府同知擢知青州,为政持大体”,“尤好接引文士,延安邱进士严锡绥主讲松林书院,凡遇课期必亲临扃试(谓科举时代考生各闭一室应答试题),一时肄业诸生常数十百人。数年之间,登贤书、贡成均者十余人。”其中提到严锡绥“安邱进士”一说属谬传,当为“安邱知县”。据咸丰《青州府志》“选举表”,清代安邱进士中无此名;而据李文藻《南涧文集》载,严锡绥为“前安邱县知县,浙江余杭人,乾隆十八年(1753年)至二十三年(1758年)任松林书院山长”,此说可取。
  这首诗的大意是说:春日里寒食节,夫子严艾堂满怀兴致,欲到溪山转转,感受一下素雅的情怀。听人说城南有座宝刹广福寺,于是骑马来到了寺中弟子李文藻僻静的书斋。他和弟子一同到古洞中寻找残碑,从断崖上辨认泉源。寺僧请他们作诗,也不用水松牌(冯贽《云仙杂记》载:李白游慈恩寺,寺僧用水松牌刷以吴胶粉,捧乞新诗。此处系用典)。文藻拿出床头珍藏的好酒,在古木掩映下开樽对酌。正值寒食节赏春花,坐于草丛中,聆听先生教诲,如沐春风。不觉日落层峦,夫子伴着潺潺溪流缓缓而归。将来先生踪迹还在,任凭砍柴老翁将美谈流传。
  诗中严先生没有山长(相当于校长)和老师的架子,和弟子一起钻古洞,寻残碑,辨泉源,为寺僧作诗,开樽对酌,赏春花,沐春风,观落日,听溪水,逍遥自在,人和自然和谐统一,让人深感无比的惬意,这一切都源于师生二人淡泊的个性、洒脱的情怀,特别是二人志趣的相投,可以想见素日里师生间相处得多么自然默契!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严先生因病卒于书院之斋。当时,在院生徒“各服吊服加麻,哭甚恸”,既而远近僚宾、受知于严先生的举贡生童皆来祭奠,哭于灵前,“靡有不恸”。弟子们“以其辞属于李文藻”,“文藻素受之深,不敢辞,谨捧笔而为之诔”,其《严先生诔》一文长歌当哭,感人肺腑,极尽对先生的崇敬和悼念之情。
  其中写道:严先生应邀入主松林书院,“沂公书屋,号曰松林,皋比教授,每难其人。前观察使,知师实深,谋于太守,赍质相迎。师以道尊,负笈者重。鹿洞鹅湖,后先辉映。”由于严先生学问渊博,人品又好,观察使和太守以礼相聘,其学识品德得到学生们的一致好评,许多人慕名而来学习受业。李文藻对先生的学问、品德推崇备至,“吾师之学,腹笥郁盘,发摘秘要,补缀残缺,非圣之书,摈而不观。吾师之文,伐毛洗髓,屏去繁芜,诗书表里,小技雕虫,概置不齿。”先生性情,“朴茂温存,缠绵悱恻”,对学生春风化雨,谆谆教导,可谓“霁日之光,春风之和”。在先生去世前一天,李文藻曾来探视,聆听老师的谆谆教诲,“藻前一日,问师于床,执师之手,聆言琅琅”,“谁期信宿,溘然帝乡。于唏哀哉!巨篾东流,云门南峙,山水茫茫,非师故里,以师之好德,而竟至此,于唏哀哉!”谁想到只隔了两三天,先生就突然离世了呢?弥水东流,云门南峙,山水茫茫,也在为老师的离世而伤悲!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如果不是李文藻对先生学识、品德的仰慕,对先生师恩如山的感激,怎能写出如此真诚悲切、感人肺腑之祭文呢?
跟书院同学真诚交往,互为知音
  在翻阅清代文人段松苓辑《益都先正诗丛抄》时,有两个词经常在笔者眼前晃动,那就是“茝畹”和“南涧”,分别是李文藻的字和号。此书所辑诗歌写给同一个人最多的当为李文藻,有10多首。如段玉华(字琢庵)《九日同李南涧刘湘皋游云门山二首》《除夕和李南涧韵二首》,宋迪喆《怀李南涧,时南涧客京师》,朱廷煦《次李南涧云门山韵二首》,朱廷基(字荆园、朴士)《春日感怀寄李茝畹》,毕发(字子长)《过李茝畹月下小饮》,张希贤(字志伊、木斋)《赠李茝畹》。这些诗歌作者除去朱承煦外,其他几位一定是李文藻在书院读书的同学:后三位同李文藻一起“肄业矮松园”,前两位从诗歌所记也能推知。其内容包括爬山、畅饮,或者索性写诗表达思念之情,从中都可以看出李文藻和同学的友情之深和他在同学心目中的人格魅力。举例如下:
  同学毕发来拜访李文藻,诗《过李茝畹月下小饮》云:
故友交情在,
芳尊向月倾。
对床花影密,
拂坐竹阴清。
露重客衣湿,
菜香炉火明。
相看幽兴极,
刻漏已三更。
  老同学相聚,花前竹下,菜香火明,对月小酌,露重衣湿皆不觉,小酒一醉到三更!何其尽兴!
  同学张希贤《赠李茝畹》云:
少小论交意,
十年谁最亲?
如君敦古道,
使我爱今人。
谈笑浑无忌,
文章信有神。
男儿遇知己,
何处不为邻?
  张希贤把李文藻视为从小到大十年来最亲的知己,说他敦守古道,教会了自己友爱他人;回忆当年在矮松园读书时肆意地说笑,无所忌惮,写文章下笔如有神助,结尾句“男儿遇知己,何处不为邻”,似乎在宽慰好友,更是在宽慰自己,显出男儿的豪迈,有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味道。
  张希贤何许人也?就是当年那个为买一本《昭明文选》而去典当自己棉袍的穷书生!据《邑先辈纪略》载:“先生为诸生时,家甚贫,见有鬻《昭明文选》者,欲之而苦于无赀,典絮袍以偿书价。”李南涧还为此赠诗三首以戏之,其一云:
木斋先生一世豪,
六经余事到风骚。
精研文选从今日,
自有公家与锦袍。
  其实,李文藻你也甭笑别人,类似的事你也没少干过!据记载:李文藻在十五六岁时,就听说青州有《海岱会集》一书,梦寐以求,遍访旧家不可得。直到22岁时听说有个书贩有此书的抄本,但不肯出借。时值寒冬,文藻就买了一件珍贵的皮袍送给书贩,才借到手。抄本借来后,他不顾“深冬寒甚,呵冻手抄”,历月余,将《海岱会集》4册抄录完毕。
  这些故事让我们看到了李文藻和同学一起精研古文、修习学业,一起无拘无束说笑的场景,可见他们相处之融洽、交情之深厚,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数百年前松林书院的学子们是在怎样艰苦的条件下勤奋读书且乐此不疲的!
  与同学段玉华的交往。春日寒食节前,段玉华拜访李文藻,有李文藻诗《春日段琢庵过山斋》为证:
有客过林泉,
轻风三月天。
市尘飞不到,
山影坐频迁。
倾榼夕阳外,
看花寒食前。
还须凭酒力,
同上白云巅。
  二人在僻静的山斋赏花、饮酒,好不惬意!特别是尾联,“让你我凭借酒力,一同青云直上吧”,给同学以真诚的鼓励,也给自己坚定的信心!
  正月初七(人日节)过后,元宵节(上元节)之前,段玉华30岁生日来临的时候,李文藻还不忘送去美好的祝福,诗歌《次韵和段琢庵生日见寄之作》道:
岳降正芳长,
君家乐事频。
酒逢人日后,
花近上元新。
即席应邀月,
题诗信有神。
春风三十度,
不愧谪仙人。
  但在某个除夕之夜,本来是万家团圆的时刻,段玉华和李文藻却都愁肠寸断,相互作诗唱和,宽慰同学,其实也是在感慨自己。有诗道:
  除夕和李南涧韵二首
李子逢除夕,
诗成挥泪频。
惊闻爆竹响,
愁对烛花新。
强意同欢笑,
含酸独怆神。
世间惟尔我,
俱是断肠人。
 
自愧谋生拙,
劳劳此夜频。
头颅似未改,
岁月又成新。
穷极笑遗鬼,
诗难泣动神。
儿童不解事,
也作索钱人。
  段玉华去世时,年方三十六,至死也是个秀才身份。其子段松苓也命运多舛,虽博涉群书,闻见日广,善作歌诗,但对于举业,颇不能屈就绳尺,故久困童子中。多亏益都知县周嘉猷发现人才,补为诸生,但此时他已无意于科举,痴迷金石文字,终成金石学家。除夕之夜的父亲段玉华,向同学李文藻倾诉的,有生活的艰辛,更有人生易老,有志难伸、屡试不中的人生悲哀。诗歌最后还不忘幽他一默——儿童不懂大人的心事,竟还来索要压岁钱!幽默中透露出无限的辛酸!
  与朱廷基的交往。听说同学朱廷基要来广福寺找他玩,他就高兴地写诗寄去告知路该怎么走,《闻朴士将过寺斋,喜而有寄》道:
岑寂广福寺,
恐君从未过。
城南十余里,
一路有樵歌。
将近花林疃,
先经云峡河。
蜿蜒越数岭,
西去是山阿。
  而廷基生病的时候,李文藻曾经写诗问候,不见酬答,于是再写一首《前以诗怀朱朴士,朴士适卧病未即见和,因叠前韵寄候》寄给老同学:
饥渴想丰华,
经旬未到家。
怜君病似鹤,
愧我意如麻。
临水石床矮,
带山茅屋斜。
几时可强健,
来此醉流霞。
  “老同学啊,可怜你的身体病得骨瘦似鹤啊,我内心愧疚我心乱如麻!你何时身体强健啊,来此陶醉在这美好的晚霞!”言语中充满了对同学深深的牵挂!
  总之,李文藻的内心是暖的是热的,他跟曾经在书院一起读书、一起生活、一起说笑、一起流过汗、一起流过泪的同学始终充满了真诚,充满了牵挂。无怪乎那么多同学一辈子都在挂念着他!人生能有李文藻这一知己,足矣!
主讲书院及与大儒的交往
  李文藻在松林书院读书,考中举人、进士,在正式为官之前,先后主讲德州繁露书院、濮州丹陵书院,特别重视对诸生的德行人品教育,其《泺源书院同学谱后序》中言,书院诸生相继考中举人、进士,而那些被人啧啧称赞的,“要惟内心纯笃,经术湛深之士”,并说:“夫士之为学,宜厚其根柢,不宜以辞藻相夸耀。交友宜以古处相敦,不宜尚轻薄。吾愿今之敬业于此者,各相观而善以底于成,而勿以意气相凌,致有龃龉不合之伤。乃无愧于合志同方,营道同术之雅,而其品立矣。”为学要厚其根柢,不以辞藻夸耀。青州知府裴宗锡和书院山长严锡绥教育学生“必先德行,而后文艺”,先重德行,其次再谈科考,书院教育以德行为根本即所谓根柢,而不是夸耀自己的文章。交友崇尚古道,不宜轻薄;与人为善,不以意气欺人,以致有意见不合之伤害等等,对今日同学的交往和良好德行的培养都有深刻的教育意义。
  李文藻为人坦荡磊落,与人交往一片赤诚,重情重义,其人格魅力和文学才华不仅影响了同时代的人们,而且深深地影响了后人。其座师(明、清两代举人、进士对主考官的尊称)钱大昕先生在给李文藻母亲写的《墓志铭》中说:“文藻尤以文学显。青州人士知从事于诗、古文,自文藻始也。”可见李文藻对青州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李文藻一生交游广泛,所至必结交贤豪长者。钱大昕赞其“居家之孝友,当官之廉干,与友之诚信”。除钱大昕外,与纪晓岚、翁方纲、戴震、王昶等硕师大儒交往甚密,亦师亦友,多书信往来,对李文藻的文学创作、仕途生涯以及藏书刻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纪晓岚为李文藻的房师(明、清两代举人、进士对荐举本人试卷的同考官的尊称),称文藻“学有根柢而行笃实”,文藻有诗道“不奉巾綦十余载,知音未报鬓毛疏”,视纪晓岚为知音。文藻之父李远去世后,极少为人作志的大学士纪晓岚破例为其父作《李远墓志铭》。
  而与钱大昕的交往更传为美谈。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征,清代史学家、汉学家,18世纪中国最为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生前已是饮誉海内的著名学者,被王昶、段玉裁、王引之、阮元等著名学者公推为“一代儒宗”。钱大昕所写《南涧诗集序》中说,自己天性不喜作诗,尤其不喜给他人的诗作序,而南涧是个例外,因其诗“不徇乎流俗之嗜好”,是“真合乎古诗人之性情而必传之诗也”。二人谊属师弟,而情好尤笃,拿钱大昕的话说纯是“臭味相投”,“方其在京华,每一日不相见,辄恤然若失”,“其归里也,每越月逾时,手书必至,得古书碑刻或访奇士,必以告”,钱大昕一直视李文藻为同气相求者。后来文藻在岭南“瘴疠之区”为官,钱大昕内心总是惴惴。文藻英年而殁,钱大昕饱含悲痛为高足写下《墓志铭》。他们的交往故事比当年在松林书院读书时与老师同学的交往更深沉更令人动容!
  《墓志铭》中曾论述李南涧人生之错位:“南涧有三反:长身多髯,赳赳如千夫长,而胸有万卷书,一也;生长于北海,官于南海,二也;湛思著书,欲以文学显,而世称其政事,三也。”虽为戏言,读之却深感无奈与惋惜。
  其又在《南涧诗集序》中说:“南涧之性情与予略相似。予好聚书,而南涧钞书之多过于予;予好金文石文,而南涧访碑之勤过于予;予好友朋,而南涧气谊之笃过于予;予好著述,而南涧诗文之富过于予。”
  这样的评价,虽有谦虚成分,但更多的是对高足、对朋友、对知己的由衷的感佩和激赏之情。  (王岩)

编辑:今日青州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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