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逄伯陵
来源:今日青州网      时间:2020-04-23 14:21:18      
内容摘要:逄伯陵,是商朝逄姓侯国历代君主的统称,伯爵,约起源于6000年前。 逄是逢的异体字,而逢同丰。所以说,用于姓氏的逄也做逢,也做丰。 而丰的甲骨文是(图1),像极了一枚羽状复叶。甲骨文的凤是(图2),字形


 逄伯陵,是商朝逄姓侯国历代君主的统称,伯爵,约起源于6000年前。
  “逄”是“逢”的异体字,而“逢”同“丰”。所以说,用于姓氏的“逄”也做“逢”,也做“丰”。
  而“丰”的甲骨文是(图1),像极了一枚羽状复叶。甲骨文的“凤”是(图2),字形中明显有羽毛的影子,也正是“丰”的甲骨文的形状。甲骨文的“丰”是展开的羽毛、是张开的翅膀,有“盛、大”之意。所以,“逄”氏应该源于鸟夷部落,是指“鸟”之大者,即凤凰或大鹏。


图1



图2
 
  据《左传·昭公十七年》,少昊部落是以凤鸟为图腾的部族,少昊是鸟部落联盟的首领,这也似乎正是因为凤凰有“大”的意象,而且,《大戴礼记》也说,羽虫三百六十,凤凰为之长。所以,少昊部族就选中了凤这种动物为图腾,也正是因为凤凰为羽虫之长,是首领的象征。
  少昊,又作少皞、少皓、少颢,史称青阳氏、金天氏、穷桑氏、云阳氏或朱宣氏,又名玄嚣,是黄帝长子,母亲为嫘祖。
  一说,少昊有九子,长子重,次子该,三子穷奇,四子般,五子倍伐,六子昧祖,七子蟜极,八子折叠穷申,九子瞽穆,也作“瞽目”。帝喾和尧帝都是少昊的后代。尧帝是帝喾的儿子,是少昊的曾孙;帝喾是蟜极的儿子,是少昊的孙子;蟜极是少昊的儿子。
  少昊的后代分支又有了分化,也就因此有了各自的部落图腾,就如同少昊一样,少昊是黄帝的长子,黄帝是有熊氏,以熊为部落图腾,但是,少昊却以凤凰为部落图腾。
  如此看来,逄伯陵一族应该是少昊的后裔。
  据《国语》,逄氏与伯益同祖。
  伯益的父亲是大业,大业的父亲是业父,业父的父亲是蟜极,蟜极的父亲是少昊,少昊的父亲是黄帝。
  因此,伯益与尧帝、帝喾同为黄帝之后,都是由黄帝长子少昊传下来的后人。
  所以,逄伯陵也是黄帝之后,且是鸟夷中的凤族。这,正符合我们对“逄”字含义和逄伯陵族源的推敲。
  然而,从网络上查“逄伯陵”词条,往往见到“炎帝裔孙有人名陵,商朝初年受封于逄泽(今河南省开封),后改封齐,建立逄国”的记载。元代于钦的《齐乘》所引用的《路史》也这么说。
  但是,这“炎帝裔孙”一说,我们却实在搞不明白,是从如何考证而来的。
  《国语·周语》韦昭说,“逄公,伯陵之后,太姜之侄,殷之诸侯,封于齐地”;而且,很多人引用《穆天子传》的说法,周文王姬昌的奶奶“太姜之祖有逄伯陵。逄公,伯陵之后,太姜之侄,殷之诸侯,封于齐地”。
  这样看来,逄伯陵就是太姜的先祖,也是周人之先祖。
  豳(音bīn)国,为周人先祖不窋(音zhú)之孙公刘所建,其祖皆为夏朝贵族,因不窋之父从事后稷(农耕总管)职务,而被称为后稷。根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后稷裔孙古公亶(音dǎn)父为狄所逼,率领太姜族人自邰迁徙至陕西岐山下,从此称为周族。豳地的人全都扶老携弱,复归古公到岐下。其他国家的人听说古公仁德,也多归附”。
  由此看来,周族是后稷的后人,那后稷又是谁呢?
  《史记·周本纪》记载,有邰氏之女姜嫄踩巨人脚印而生弃。弃就是后稷,是帝喾的嫡长子,是少昊的曾孙,是黄帝的玄孙。
  如此一来,逄伯陵,确实是黄帝之后,而不是炎帝之后!
  虽然,《山海经·海内经》有“炎帝之孙伯陵”的说法,但是,始终也未见有文字说明此伯陵就是逄伯陵。
  于钦《齐乘》有记,“按:《路史》:逢伯陵,姜姓,炎帝后,太姜所出,始封于逢,在开封逢泽,后改封于齐,犹称逢公”。而《路史》,为南宋罗泌(公元1131年——公元1189年)所撰,成书年代太晚,相对于《国语》《穆天子传》与《史记》,其可信度稍差。
  更何况,“后改封于齐,犹称逢公”中的逢公,明显是指商代末年封于今临朐县的侯国逄伯陵,而这个逄伯陵就是《国语》《穆天子传》与《史记》所记的黄帝后裔逄氏,而非炎帝后裔。
  或许,炎帝也有后裔名逄伯陵,但商代末年的诸侯逄伯陵,却绝非炎帝后裔伯陵。不但二者非一人,而且二者也并非一族。
  罗泌在《路史》之《黄帝后姜姓国》中,对“逄”进行了这样的解释,“太姜之姪,伯陵之后,逄公之所凭神。伯陵太姜之祖。逄公伯陵之后为商侯伯”。
  在这里,罗泌又承认了逄伯陵是太姜的先祖,那逄伯陵自然也就是黄帝后裔了。
  这罗泌也太不严谨了,一会儿说逄伯陵是炎帝之后,一会儿又抛出了逄伯陵是黄帝之后的线索。其前后自相矛盾的两种不同的说法,实在令人难以明断。
  不过,我觉得,逄伯陵是黄帝长子少昊的后裔的可能性更大!
  少昊是早期东夷族的首领,据西晋皇普谧《帝王世纪》,“少昊邑于穷桑,以(穷桑)登帝位,都曲阜”。“邑于穷桑”和“都曲阜”应该是两个事件,也就是说,“穷桑”和“曲阜”不应该是一回事,这是说,少昊在穷桑登上帝位,最后在曲阜定都。曲阜即今山东省曲阜市。
  据东晋王嘉《拾遗记》:“穷桑者,西海之滨”。“西海”,是一个古代的政治地理概念,并非实指。有人认为,西海滨即渤海西部的海滨,乃鲁北平原和鲁西北平原东部这片区域。另据《初学记》二十四徐注,“穷桑在鲁北”。
  鲁北,也就是穷桑之地,也就是少昊后裔逄蒙和后羿的大本营,是逄氏的祖源地(详见《青邱国》一文)。
  商代逄伯陵和夏代逄蒙,都是古逄氏,都是少昊后裔,也都是黄帝的后人。
  在古代,诸侯的活动地域很大,且不固定。逄伯陵的祖先是后稷,是夏朝的“朝廷命官”,也是一方诸侯;后羿前后,逄氏部族在古青州地带活动,其中逄蒙是后羿的将军。逄蒙以后,逄族没落,甚至被迁走。
  商末,周文王的奶奶太姜的侄子,名逄公者,乃逄伯陵后人,被封于山东省临朐县石门坊一带,成为诸侯,是为商侯逄国,历代国君也称为逄伯陵,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逄伯陵。
  《左传·昭公二十年》曾记有晏子的话,“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萴氏因之,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
  然而,据甲骨文记载,商王曾经猎于画(澅),即今临淄区淮阳河一带(详见拙作《古画国的猜想》),也就是说古临淄城一带在商朝曾经是画国的地盘。弥河以东,南部是莱国,北部是纪国。所以,晏子话中“因之”的地域,应该是指今青州的平原地带,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姜太公的古营丘。
  这一带,在少昊时代,为爽鸠氏所有,后被季萴氏所占据,逄伯陵兴起之后,又代替季萴氏占据了这一地带。在古代,今仁河、淄河一线以东,弥河主河道以西的所有山脉,都曾被称作逄山,这是因为商代诸侯逄伯陵,曾经一度占据这一地带的缘故。
  那时,诸侯间经常相互攻伐,领地时常变迁。
  按照晏子的说法,再后来,蒲姑氏兴起,在这一带取代了逄伯陵的势力。这时的逄国,把石虎岭以西以东这一道连续不断的山体为屏障,作为了与蒲姑氏的天然分界线(详见拙作《风景这边独好——探秘桃花山》)。再后来,姜太公便打了过来。
  但是,这一记载还是有所欠缺的。
  据王献堂、周昌富、迟克俭等多位专家考证,商周之际的莱国势力范围曾经西达淄河。王、周、迟三位专家的结论正好符合《竹书纪年》的记载,周初,“武王……命姜太公吕望东征。……逐莱人地入于齐”。
  而金文中又有明确记载:周武王东征时,“丰伯、蒲姑咸哉”。
  很明确,太公东征,只是把莱国人打跑了,而没有灭掉莱国,把莱国占领的青州平原一带这一部分国土,纳入了自己齐国的版图;但是却把逄氏侯国和蒲姑氏侯国给灭了,但不是灭了两个侯国的全族。
  商末,逄伯陵侯国的被灭,与他和商族之间的血缘关系是分不开的。
  《诗经·商颂》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人的始祖是契,因助禹治水有功,而受封于商邑(今河南商丘),所以用“商”命名其部落。契,是帝喾与简狄之子,帝尧之异母兄。据《史记·殷本记》,“有娀氏之女名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契”。相传契是简狄吞玄鸟蛋而生,所以,商人便以玄鸟为图腾。
  据《诗经·商颂》和《史记·殷本记》,商族是鸟夷,是少昊之后。而,契是帝喾与简狄之子一说,更是说明了这一点。
  所以,商族,逄伯陵一族以及周族,都是少昊的后人,周灭商,实际上是“兄弟阋于墙”罢了。只不过,在这场争斗中,逄伯陵没有审时度势,站错了队,最终成了商王朝的牺牲品和陪葬品。
  逄伯陵,作为商朝的诸侯,被姜太公灭国之后,其部分贵族和族人便迁到或者被迁到了山东省济阳,又重新立了国。上世纪,在今山东省济阳县发现了一处规模较大的逄国墓葬群,时代为西周至春秋时期,出土了一件宝器,刻有“逄彝”铭文。这,便是有力的证据。
  从这一事实来看,在姜太公占据今青州平原一带以前,逄伯陵曾经占据此地。后来,蒲姑氏把逄伯陵赶到青州市石虎岭东西一线以南之后,过了一段时间,莱侯又赶跑了蒲姑氏,从而占据了这里。
  自上古时起,君王和诸侯便祠三皇五帝、日月星神,以及名山大川。然而,逄山之祠,秦时尚未可见。
  据《汉书·地理志》所记,“临朐,有逄山祠”。
  据光绪版《临朐县志》所记,“汉逄山祠在逄山东麓”。
  但是,此记似乎是错误的。
  郦道元《水经注》记曰,“巨洋……又东北,洋水注之。水西出石膏山西北石涧口,东南径逢山祠西。洋水又东南,历逢山下,即石膏山也”。
  可见,逄山祠,在今逄山北,在石沟河河道北侧,且应该在逄山主峰的西北方向。“汉逄山祠在逄山东麓”一说,不知《临朐县志》是从何处考证而来的。
  然而,据王洪吉先生在《逄山地区民俗文化探宗》(发表于《青州古城》2018年第4期总第14期)一文中所记,逄山庙乃古临朐县境内祭祀逄公的最大祠庙,在今逄山初级中学所在地,东侧紧邻崮后村。
  这一位置,在逄山主峰的东北方向,明显不符合郦道元的记载。
  查《青州市地名志》发现,庙头村,“宋代建逄山庙。徐、胡等姓傍庙而居称庙头。原庙、村均在村南1公里。清雍正八年(1730年)遭洪水侵袭后移建今地”。
  这一逄山庙庙址恰好在逄山主峰的北侧,古河道以北。
  再往西去,在今阿陀村西、王坟镇中心卫生院一带,是宋代佛院嘉佑寺的所在,也在河道以北,河水东流出石涧口后,紧接着折向东南方向,嘉佑寺就在逄山的西北方向,这里更符合郦道元的记载,“水西出石膏山西北石涧口,东南径逢山祠西。洋水又东南,历逢山下”。
  所以,宋代的嘉佑寺,可能就是在汉代逄山祠的原址或者原址东侧不远处建立的。
  这“石涧口”,就是今台头村南大石涧。石沟河中上游全是石灰岩山区,处处是石涧,而郦道元特别记曰,“水西出石膏山西北石涧口”,可见,这“口”是关键。在逄山西北能找到的“石涧口”,只此一处。
  虽然当地人都有故事传承说,这一石涧口本来不存在,是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7月23日,一场大山洪暴发,才冲出来的。然而,该石涧口东西长约200多米,南北宽约40米,深达15米,一场山洪无论如何巨大,都难以在石灰岩基上刨蚀出如此规模的河道来。  
(上接一版)
  但是,这一传说也不可能没有道理,那就剩下了一种可能,这一石涧口本来就存在,只是日积月累,河道不断淤积,被石子泥沙填埋,后来,古河道又被巨大山洪冲刷并恢复了原貌。
  这也正是元代于钦作《齐乘》时没有提及此石涧口的原因。
  《齐乘》曰,“巨洋水又北经委粟山,又东北石沟水入焉,石沟水出逄山东北石涧中”。这里的“石涧”应该是今被淹没于黑虎山水库之下的古石沟河河道,河道行于石涧之中,于钦是拿逄山作为参照物,但不是郦道元笔下“石涧口”的所在。
  郦道元在记载洋水(即石沟水)时,之所以以台头村南侧的石涧口为标志物,而对于来自钓鱼台的河道没有记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该石涧口是个显著且永久的地理坐标;二是因为,该石涧口来的水,流域面积远比钓鱼台溜水流域面积大,且水流更加丰沛。
  在古代,逄山是个大的地理概念,是这逄国国内山脉的统称,就连青州市城南不远处的劈山,都被称作“逢山阜”(见《水经注》)。
  那么,西汉为什么既不在广县城附近的“逄山”(如劈山、云门山、驼山等)立祠以祀,也不在临朐县城正西的“逄山”立祠以祀,而是跑到相对偏远的庙头村一带立祠以祀呢?
  据《汉书·郊祀志》记载,“宣帝即位,由武帝正统兴……幸河东,祠后土,有神爵集,改元为神爵……又祠参山八神于曲城,蓬山石社、石鼓于临朐,之罘山于腄,成山于不夜,莱山于黄”。“蓬山”,即逄山。
  明白了吧?
  神爵元年(即公元前61年),逄山祠创立之初所奉祀的,是逄山的石社与石鼓,而不是逄山,更不是逄公(即逄王)。祭祀逄公,那只是后世的演化而已。
  奇怪的很,据《汉书·郊祀志》所记载,“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礼作乐……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怀柔百神,咸秩无文。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而诸侯祭其疆内名山、大川,大夫祭门、户、井、灶、中霤五祀,士、庶人祖考而已”。然而,对大山的祭祀,从未有像逄山之祠这样,清楚地记载着,祭祀的是“石社”“石鼓”等。
  这究竟是为什么?
  这“石社”“石鼓”必定有所特指!
  楚系简帛文就有“社”字的这种写法,由“示”与“土”组成,“示”即“祭祀”之意,因此,一般认为,“社”是指土地神或者是祭祀土地神的场所。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而《说文解字》有一种解释,“社者,土地之主也”。
  所以,这里的“石社”,就如同王洪吉先生所猜测的那样,肯定是逄山主峰一带的一个特殊的景物——一块奇特的神石。
  据王洪吉先生《逄山地区民俗文化探宗》一文所记,在逄山主峰东南侧下面,大峪口村张洛溜北岭子上边,有一石柱,高近二十多米,酷似人形,人称“石大人”,有石裂缝恰似人口、人眼,头部似戴可以插花的官帽,腰部有小石柱斜向伸出,极像是一个大人抱着的个孩童,又恰似勃起的乾元男根;乾元男根,与大峪口村南沟里,朝西深藏的坤元女阴洞,即“阴德洞”(注:康熙《临朐县志》对此阴德洞就有记载)遥相呼应,“阴德洞”毁于2014年。
 


大峪口村张洛溜北岭子上边的石柱 陈兆海提供
 
  王先生文中还记有一石鼓,2004年尚存,就在“石大人”右侧方向,圆形,东向,高约2米,基部没入土中,正面阴刻有惊恐状人面像,技法古朴,无类近作,背面无字画,无打磨痕迹。
  郦道元《水经注》曰,“山上有石鼓,鸣则年凶。郭缘生《续述征记》曰:逢山在广固南三十里,有祠并石鼓,齐地将乱,石人辄打石鼓,声闻数十里”。
  “石鼓鸣则年凶”“齐地将乱,石人辄打石鼓”,这才是西汉在此立祠的根本原因,“祠逢山石社、石鼓”,是祈求石人不去击鼓,以免齐地之乱,以求平安幸福。
  听起来真有些邪乎,不是吗?!
  然而,这样的记载不可能完全是空穴来风!
  有史料记载的“鼓鸣”有四次,康熙《临朐县志》记一,“崇祯乙亥曾有闻其声者,自云:‘山鸣而声若鼓也’”;光绪《临朐县志》又记三,“明崇祯十三年,山鸣数日。国朝康熙四年大旱,鸣如牛吼。咸丰十年冬逄山石鼓鸣”。
  两次像打鼓声,一次是山鸣,一次像牛吼声,它们都有可能就是所谓的“鼓鸣”。
  查阅光绪版《益都县图志》发现,“崇祯十二年,自春正月不雨,至于夏六月;秋七月,大蝗,水涸,大饥,人相食”;“崇祯十三年夏,蝗,旱;秋,大饥。群盗蜂起”;“康熙三年夏四月,陨霜,杀麦。大旱,蠲(juān)免本年租银,并遣官赈饥”;“康熙四年大旱,大饥,蠲本年田租”。
  康熙版《临朐县志》记载,“崇祯八年(即崇祯乙亥年),逄山石鼓鸣,声隆隆如雷”;“崇祯十一年四月,霜伤桑麦,草木如冬;自六月不雨至于冬十月,冬无雪;冬十二月恒霾。十二年正月至于二月恒寒;正月不雨至于六月;七月蝗,不雨至于十月。十三年二月丙辰,日赤如血,日旁复有一日;自三月至于五月不雨,六月一雨,至于八月不雨;大蝗;十月,麦、米、菽斗各钱二千有奇”;“康熙四年大旱,抚院周、提督杨亟请蠲、赈。全免钱粮,发银赈恤”。
  其中三次大旱而“鼓鸣”,可能是巧合,也可能正是前人记为“石鼓鸣则年凶”“齐地将乱,石人辄打石鼓”的原因。石鼓正面上阴刻的惊恐状人面像,则说明了人们对“鼓鸣”的恐惧和敬畏。
  逄山一带属石灰岩地质构造,地下溶洞和暗河的发育较为完备。这石鼓所在的山溜子地层之下,肯定有尚未为人们所知的大型石灰岩溶洞。长时间干旱,地下水位降低,地层干裂,容易形成塌陷,如果大旱之后又遭逢持续降雨,造成大量雨水下渗,潜蚀作用增强,与溶洞溶隙接触部位的土粒被逐渐带入溶洞,随暗河流失,也极易引起地层塌陷变形。
  所以,大旱或者大涝之年,都会有地层内部的塌陷,从而形成“鼓鸣”之声。无论大涝还是大旱,肯定“年凶”,“年凶”则百姓无粮,无粮则无以度日,百姓无法度日则“齐地”就可能会发生大乱了。
  再来仔细研究一下康熙版《临朐县志》的记载,“崇祯四年,大水,没地无算。五年,恒雨,自六月至于九月,伤秋稼。是年五月,新寨店崔府君庙钟自鸣。六年三月,夜有两鬼对哭县门,直宿者击之而灭。七年正月朔五更,震电暴雨如盛夏,飞虫皆出,已而大雪。八年,逄山石鼓鸣,声隆隆如雷。九年,秋七月,大风拔木,雨雹如荔枝实,大者如马首,伤秋稼,是年至十年荐蝗蝻,豆禾草竹皆尽。十年正月朔乙丑,午刻,日有食之。春夏,牛大疫,死者十八。冬十月地震,声殷殷如雷,动震屋瓦”;“崇祯十一年四月,霜伤桑麦,草木如冬;自六月不雨至于冬十月,冬无雪;冬十二月恒霾。十二年正月至于二月恒寒;正月不雨至于六月;七月蝗,不雨至于十月。十三年二月丙辰,日赤如血,日旁复有一日;自三月至于五月不雨,六月一雨,至于八月不雨;大蝗;十月,麦、米、菽斗各钱二千有奇。十四年正月,恒霾恒寒;二月,河冰,清明无花。三月辛巳大风霾,自五月至六月不雨。秋七月恒雨,至于十月;冬无雪”;“康熙四年春夏大旱,井泉竭,抚院周、提督杨亟请蠲、赈;全免钱粮,发银赈恤;蠲本年税,已输者流抵五年。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夜地震异常,房舍半倾,压死无算;后数月时动,人皆露处,无敢寝于室者”;“咸丰九年夏旱。十年冬逄山石鼓鸣”。
  崇祯五年五月“钟自鸣”,是微地震的结果;六年三月夜鬼对哭,实为地声;七年正月,飞虫皆出,是地壳运动地温异常变化;八年鼓鸣,实为轻微地震;十年十月,真正的地震发生。
  崇祯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连续大旱;十三年山鸣,实为轻微地震;十四年正月、二月大寒,五至六月不雨,七至十月连续三个多月大雨不断。
  康熙四年,大旱,山鸣;七年六月地震,后数月时有余震。
  咸丰九年夏旱,十年冬逄山石鼓鸣。
  统观以上事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地震之年对山鸣或鼓鸣没有记载,很可能是鸣声被地震掩盖了,常人没注意到;这久旱或恒雨,很可能是大地磁场以及地壳异常变化引起的,是地震的前后兆,这山鸣或鼓鸣自然也就是凶兆。
  求证于王洪吉先生(是“石大人”所在山溜子北口东侧大峪口村人士),他说,在石大人后左侧,有一山岭,悬崖峭壁,人称“罗圈崖”,与逄山山巅相连,是逄山主峰的余脉。峭壁上方偏坡有一普通水桶口粗的洞口,上世纪雨水大的时候,大雨过后,水从洞口喷出下泻形成瀑布,有时能流三四天之久。这,就是地下溶洞存在的明证。
  实地走访发现,石人紧挨罗圈崖,原石鼓就在石人右侧不远处。假如,罗圈崖石洞中发生塌方或地震,声音必会从洞口传出,然后会被罗圈崖这一特殊地形放大,传入山谷,并且被山谷放大传出谷外,声音隆隆,这就自然会被人们误认为石人在打石鼓了。
  逄伯陵死后葬在逄山之巅的原因,可能有二:一,因为这“乾元男根”与“阴德洞”为自然天成,是生生不息的象征;二,逄伯陵想以自己的大德神威镇住石人、神鼓,使其不作声响,从而解除可能的祸患,以造福自己的子孙后代。
  石人的右侧有一雕琢较为朴拙的造像窟(如下图,图片由陈兆海老师提供),中间大者为主佛像,两边各有一立侍像。闫玉新老师请教古董业界人士得知,此造像当属唐宋时期所为。
  此造像窟是个孤立的存在,其附近并无寺庙,且它位于石人、石鼓的右侧上方的峭壁上,这似乎是古人刻意让其守候在此,以镇石人,不让他去擂打石鼓一般。如果确实如此,那这尊佛定是逄王伯陵了,这又正好契合了对逄伯陵死后葬在逄山以镇石人的猜测。
 

 
  另外,据陈兆海老师介绍,据大峪口村老年人说,图片中这条上下通贯主佛像的裂缝,原来并不存在,它是被雷劈出来的。不过,我觉得,这倒更像是轻微地震中岩石错动的结果。这,也似乎为“石人辄打石鼓”的真相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由上述论证可见,古人“祠石人、石鼓”以保平安,纯属迷信之举。石人打石鼓,不是齐地将乱的根本原因,而是齐地将乱的外部征象。
  今作小诗为“石大人”正名:
齐地将乱石人惊,石鼓擂得似山鸣。
但警世人绸缪事,一方平安度年凶。
  (在此还要特别鸣谢临朐县博物馆宫德杰先生!在我考证过程中,每当需要证据来佐证的时候,宫先生都能及时地提供帮助,大大增强了文章的可信性。)        (李瑞之)
 

编辑:今日青州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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