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教师并非是民办学校的老师，而是国办中小学教师的一部分。相对于国家发工资的公办教师而言，它不挣工资，是仅靠生产队的工分和少许的国家生活补贴而生存的一支教师队伍。它在建国初期和“文革”期间教师资源青黄不接的情况下，起到了教育战线“擎天柱”的作用，为共和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新中国建国伊始，百废待兴，教育事业也亟待发展。旧社会劳苦大众没有上学的机会，解放后扫盲的任务显得特别艰巨。当时的教育分两种类：一是全日制学校，几乎村村都办小学，这就需要大批的教师。师资的来源，除了解放前遗留下的教师以外，又录用了一批新教师。因仍不满足需要，又招聘了部分代课教师。这些代课教师，就是民办教师的前身。另一类教育就是成人教育，主要是扫除文盲。成年男子组成的扫盲班叫扫盲夜校，成年女子组成的扫盲班叫识字班，一般在晚上上课学习。担任扫盲班、识字班的教师，在互助组时以工换工，到初级社时以工分作为教学者的报酬，这支队伍也是民办教师的前身。

  1958年，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照耀下，教育事业破常规地发展。县城办起工业大学、农业大学、林业大学等各种“大家来学”的所谓大学，公社办初中或高中，这就需要大批教师。师资匮乏，只能征用小学或高级小学的教师到中学或“大学”任教。如此以来，农村小学的师资严重缺员，生产队只得安排代课教师或扫盲班的教师以及高小或初中毕业生担任教师，由生产队支付工分作为教学者的报酬。国家承认这部分教师的存在，每月发给二至四元的生活补贴费，这便正式产生了民办教师。1963年，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国策下，益都县(青州市前称)削减教职工570多名，其中131人由公办教师转为民办教师。

  “文革”前夕，上级号召小学戴帽办高小。“文革”期间，教育畸形发展，为了普及初中教育，为了学生就近走读，要求有条件的村子自办初中，没有条件的村子可以几个村子联合办初中，因居多是联办，所以当时的初中叫“联中”。学校骤然增多，“文革”中的师范院校又停止了招生，师资自然是严重不足。好在这时候，每个村都有六十年代初期毕业的初中生或高中生，这些人顺理成章地就成了民办教师。

  1968年，因“侯王建议”，益都县1400多名公办小学教师调回原籍，不少生产队的教师过剩，便转为社员参加生产劳动。有些村子教师极缺，像是山区的杨集公社竟连一名公办教师也没有，这些缺乏师资的社队只能青一色地任用民办教师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教师的聘用比较宽松，只要识字，成份高点也无所谓。后来严格了，除了有一定文化知识，还必须政治思想好、出身成份好的人才可任用。“文革”期间，特别重视出身成份，必须是贫下中农子女才能担任民办教师。除非有些科目无人胜任才放宽任用尺度，才准许“社会关系清楚”的人加入民办教师队伍。这期间，民办教师是教师队伍的主体，据1976年统计，益都县有小学教师4300名，中学教师2700名，总计7000人的教师队伍，民办教师就有3900名，占总数的55%以上。公办教师年龄偏大，教学经验丰富，一般成为学校的负责人，在小学称主任教师，在中心小学或联中一般是校长、教务主任或总务主任。不言而喻，上讲台的一线教师只能是比较年轻的民办教师了。

  “文革”中，为了贯彻“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的最高指示，小学(含高小)由六年改为五年，初中由三年改为两年。因为小学五年级毕业后全部升入初中，人们习惯称初中为六年级、七年级。我是1968年底由业余扫盲教师转入全日制学校的。入伍后担任七年级两个班的数学课和工业基础知识课(相当于物理、化学的内容)，另外兼任美术课、劳动课和教具制作，任务的繁重可想而知。好在当时初中毕业升高中不须考试，只靠贫下中农推荐，教师没有升学压力，否则，如此多的科目是不堪重负的。

  所有的课程中，劳动课是最容易出成绩的。我所在的联中规模不大，却打理得井井有条，被公社当作样板学校。“文革”中凡事提倡自力更生，学生用的课桌、教师用的讲台，全由师生动手制作。用钢筋水泥制成桌面，贴了纸胎，表面涂了清漆，水泥课桌与木制课桌看上去一般无二，改变了“土屋子、泥台子”的落后现状。在勤工俭学中，学校修建了沼气池，解决了晚自习照明问题，还节约了伙房用煤。学校开辟了小农场，进行小麦品种对比试验，为生产队选用良种提供借鉴。学校饲养场的任务最艰巨，因是动物天天要吃东西，天天要有师生司理。鸡、兔子养好了怕被人偷去，师生们开动脑筋，用扒坟的砖在地下砌成肚大口小的窖，做为兔舍，窖口安门加锁防盗，里面阴凉宽敞，很适宜家兔生长，家兔卖出后解决了学生的书费来源。因是“办学出色”，公社曾在这个学校召开过小农场现场会、沼汽现场会、饲养现场会和毛泽东思想宣传现场会等多次会议。校长也曾多次到县里介绍经验，戴过红花。

  “文革”期间，校校都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主要任务是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宣传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宣传好人好事，配合政治运功开展大批判等。师生用课余时间排练节目，节目送到田间地头，为农民演出。社员大会、重要节日或集会，宣传队都得化妆演出。校外的黑板报、宣传栏也由学校负责定期更换。满街的毛主席语录牌、街口的伟人像塔、各户的大门楹联以及“忠”字窗花，也是年轻的民办教师完成的。民办教师因一半是教师一半是社员，生产队调用起来很随便。

  民办教师的待遇是享受同等劳力的平均收入：即所在生产队同性别同年龄段的劳力每年分多少粮食多少钱，民办教师也分得等量的钱与粮。同在一个学校任教，同教一样的课程，待遇却因队而异，生产好的队收入多，生产落后的队只能自认倒霉了。“文革”中、后期，国家对民办教师的补贴有所提高，小学教师增至每月五元，中学教师增至每月八元。钱能不能到手，要看生产队的态度。有的生产队领到民办教师的补贴后，扣除六元，只发给教师两元，且年终才能兑现两元，理由是要与社员同工同酬。民办教师稍有意见，队长就念毛主席语录，说“资产阶级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并且放风说，谁不愿意教学，谁就去修梯田挖水库。暑假期间，县教育局举办民办教师业务培训班，生产队借口农活忙不准谁去谁就不能去。不参加业务培训，校长和公社教育组不满意，时不时地提出批评。忍气吞声的民办教师，宁可得罪校长，也不敢得罪生产队，因为生产队掌握着生杀大权，任免全由队里说了算。

  民办教师的队伍虽然庞大，但不稳定。出身成份好的民办教师随时都可以转行，有的到生产队当队长、会计或保管，有的当大队长，还有的荣升为大队党支部书记，更有的转入了吃“皇粮”的工厂或供销社。当时流传着一句话，是领导鼓励民办教师挂在嘴头上的：“你们好好干，干好了提拔你到供销社站柜台！”这话，今天听起来滑稽，当时可是很实际的。干供销社轻快、挣钱多，在物资紧缺的情况下买啥有啥，那可是人间天堂。我有一个同事，是1960年担任民办教师的，工作积极，教学很出色，是学校唯一的党员，在教师队伍中可谓巾帼英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她被调入造纸厂工作。这可是一步登天，民办教师每月才领几元钱，而纸厂工人每月不下三四十元，更别说是荣任纸厂的领导了。亦工亦农，工厂里发着工资，生产队那份收入又照领不误，谁不羡慕？

  1977年恢复高考，一大批老三届高中毕业的民办教师考入了大专院校，中小学师资一度空缺。好在“文革”中保送的高中生补了缺，但是，这批教师缺乏真才实学，教学水平明显降低了。在高考恢复的同时，中小学步入了正规，上级开始抓教学质量，群众看重升学率。此时的民办教师队伍可谓大浪淘沙，有真才实学的成为教学骨干，滥竽充数的只能退避三舍了。

  土地承包到户后，生产队名存实亡，不再以工分酬劳。民办教师既要教学，又要种地，苦不堪言。不少民办教师眼见左邻右舍富了起来，不再安心教学，纷纷弃教学去务农或经商。这也难怪，许多民办教师干了半辈子，几乎一无所有，尤其子女到了婚配年龄，要盖房娶媳妇，需要一大宗钱。钱从何来？只能辞职去下海。这部分人教学经验丰富，大都是教学骨干，他们的离去对教育是很大的损失。尽管上级一再强调要稳定民办教师队伍，采取了提高补贴、陆续转民办为公办的措施，仍不能扼制民办教师的流失。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教育事业的恢复发展，师范院校毕业生陆续增多，公办教师的后备军日渐壮大。这时，民办教师的待遇相对提高，加上高中毕业生日趋增多，工作机会少，民办教师又成了热门。但上级已经行文，不准再招收民办教师。原有的民办教师重新登记造册，由县教育局统一管理，由地区教育局备案。同时，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的机会越来越多。师范招收民师班，上级不断下达民转公指标，补充公办教师的自然减员。随着公办教师队伍的日益壮大，民办教师队伍日渐萎缩了。上世纪末，民办教师经考核全部转为公办教师。个别超龄且又教龄短的也办理了民办教师退养手续。至此，民办教师这个名词销声匿迹了。时值社办企业下马，工人陆续下岗，许多从教育“跳槽”的人员后悔莫及，纷纷要求回到教育战线，可惜甘蔗没有两头甜，上级早把返回教师队伍的大门堵死了。

  民办教师这个特定的职业、特殊的群体，经过了五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完成了它的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也是好事，它说明了国家的富强，说明了教育的发展，说明了社会的进步，很值得庆幸。  （刘继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