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英灵归何处？永驻寻常百姓心。
  八十四年前的清明节，1931年4月5日清晨6时，济南纬八路刑场。22位戴着沉重的手铐脚镣，被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反动军阀韩复榘诬为“宣传共产邪说，供认加入共匪，意图颠覆国民党政府，阴谋暴动”的“红匪”的共产党人，大义凛然地走向刑场，被执行枪决。他们高呼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反动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高唱着雄壮的《国际歌》，英勇就义……
  1931年4月8日《申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山东枪决大批红匪》的消息，兹照原文摘录于下：“济南通信，前日下午二时，山东省临时军法会审委员会开会，当经议决，将日前本省捕获之红匪宋占一等二十二名处以死刑，五日上午六时，各委员及公安局长王恺如，复齐集高等法院，将宋占一等提出，验明正身，用汽车三辆，载往纬八路刑场执行枪决……”
  在国民党公布的名单中有这样一句：“黄伯云……，男，三十一岁……供认阴谋暴动，图谋不轨不讳。”(李肇年编《邓恩铭同志资料选编》(征求意见稿)，一九七九年五月，第125页)
  “黄伯云”，就是邓恩铭，牺牲时年仅30周岁零3个月。
  邓恩铭，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中唯一的少数民族(水族)代表和年龄较小的代表(刘仁静最小，生于1902年3月4日)，是唯一的身份是在校就读的“中学生”代表(时为济南山东省立一中高三学生，学制四年)，而且也是山东、青岛和青州地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特别是他与青州有着许多鲜为人知的真实的传奇经历。革命胜利不忘本，饮水当记掘泉人。在烈士英勇就义84周年之际，本报特约撰稿，以资纪念。
  邓恩铭，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农历庚子年)十一月十五日午时，即公元1901年1月5日，贵州荔波人。他短暂的一生中使用过14个名字，分别是老乖、邓恩铭、邓恩明、邓尧钦、廖贵松、黄伯云、邓建勋、仲尧、又铭、佑民、建熟、丁友民、铭、一民。在这14个名字当中，影响最大、使用次数最多的是邓恩铭、邓恩明、黄伯云。特别是邓恩铭、邓恩明这两个名字，出版的关于邓恩铭图书报刊资料中，有的使用“邓恩铭”，有的使用“邓恩明”，让人感到困惑，甚至误以为是两个人。还有，邓恩铭在山东时，为何经常使用“黄伯云”这个名字，这也让人感到疑惑不解。
  查阅邓恩铭留下的遗稿、遗文有10篇，其中《灾民之我见》、《改造社会的批评》、《济南女校的概况》、《山东省委书记邓恩明向中央的报告》署名“邓恩明”，其余6篇署名为“又铭”、“铭”、“一民”；遗书共15封，写给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的有3封信，其中1封署名“恩明”，另外2封署名“又铭”；写给邓中夏的信仅有l封，署名是“佑民”；11封家书有9封署名“恩明”、“邓恩明”，另外2封分别署名“建勋”、“伯云”。可见“邓恩明”这个名字，在邓恩铭参加革命工作时与同志及亲人交往时，使用的频率是非常高的，已经远远超过了“邓恩铭”这个名字。另外，邱绍红在2011年3月30日《大众日报》发文《不惜惟我身先死：看邓恩铭遗存的45封书信》，说到邓恩铭遗存的书信有“45封”，可惜查阅不全。2012年6月28日齐鲁网载，在高青退休干部刘佃文家中，发现了邓恩铭写给他父母的信，时间是“1922年8月29日”；同时，还有一份1920年5月28日青城县知事黄泽沛写的判决书，加盖的公章是“青城县印”。所有这些，都成为研究邓恩铭从事革命活动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邓恩铭为什么又使用“黄伯云”这个名字呢？原来，邓恩铭的祖父邓锦庭有一个同胞弟弟名叫邓锦臣，因为他们的姑母没有子嗣，儿时的邓锦臣就过继给了姑母家而改姓“黄”。邓锦臣有一个儿子名叫黄泽沛(也叫邓国瑾，在叔伯排行中，系邓恩铭父亲邓国琮堂二弟)，邓恩铭称其“二叔”。1917年秋，邓恩铭高小毕业后，为了继续求学就写信给在山东的“二叔”黄泽沛，要求“二叔”资助他到山东继续读书深造，并于1917年10月来到山东。为增进血缘亲情很快融进黄家，邓恩铭就给自己取名“黄伯云”，而且黄泽沛的儿子黄幼云称呼邓恩铭为“大哥”。随后，在山东邓恩铭就经常公开使用“黄伯云”这个名字，而在党内他使用的是“邓恩铭”、“邓恩明”这两个名字。
  1918年，依靠“二叔”黄泽沛的资助，邓恩铭考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中学。五四运动爆发后，邓恩铭积极响应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被选为学生自治会领导人兼出版部部长，主编校报，组织学生参加罢课运动。1920年11月，他与王尽美等组织励新学会，介绍俄国十月革命，抨击社会现状。1921年春，邓恩铭参与发起建立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年7月，邓恩铭与王尽美代表山东共产党早期组织，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回济南建立中共山东区支部，任支部委员。
  1922年1月，邓恩铭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3年9月，邓恩铭赴青岛，开始着手创建党组织，先后任中共青岛组书记、直属青岛支部书记、青岛市委书记。
  大革命时期，邓恩铭先后领导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和青岛全市工人大罢工，组织成立青岛市各界联合会和市总工会。失败后，邓恩铭辗转山东各地，领导党组织开展斗争。1925年5月4日—11日第一次被捕，一周后被胶澳当局驱逐出青岛；6月上旬化装秘密潜回青岛后，11月7日第二次被捕，后因当局并不掌握他的真实身份，幸被“保外就医”；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党的“五大”在武汉召开，中共山东区委派邓恩铭参加了大会。会后，1928年2月，邓恩铭又被派来青岛担任市委书记。1929年1月9日第三次被捕，曾先后两次组织越狱。1931年4月5日，在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2009年9月，邓恩铭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最直接提到邓恩铭从贵州荔波到山东青州(1986年3月之前，称益都县)的文章有三：
  一是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马克思哲学博士研究生魏磊在《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1期发表的《毛泽东与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的革命友谊》一文，提到中共“一大”最后一天，在嘉兴南湖的红船上，邓恩铭感同身受地回忆道：“从贵州荔波到山东益都的投亲路上……”
  二是《卅一年华付苍天：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一文，说：“1917年8月，16岁的邓恩铭离开家乡投奔在山东益都(今山东省青州市)为官的叔父邓国瑾。”
  三是宋和修著《胶州史话》：“1918年，黄泽沛官升拔贡，奉命北调为官，携全家及邓恩铭来山东益都县任知事(县长)。同年夏天，邓恩铭从益都考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中学，与胶县人王克捷为同班同学兼密友。”
  2011年7月出品发行的电影《少年邓恩铭》，是一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和邓恩铭诞辰110周年的献礼电影，影片结尾的解说词也说：“1917年8月，16岁的邓恩铭被迫离开家乡荔波，先投奔在山东青州做事的二叔，后赴济南求学，继而在淄博、青岛，济南领导学生和工人运动，投身革命洪流。”该片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牵头组织拍摄，其重要历史细节真实性，应该不容置疑。
  百度百科“黄泽沛”词条中说：贵州荔波人。原名邓国瑾，系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之叔。拔贡，1919年任青城县长，为官以清、慎、勤三字为准则。是年，蝗灾发生，公拨民夫挖壕截堵，亲身督率，民皆从之，盛夏烈火劳苦不辞，终将蝗虫捕灭，年庆有秋，民皆感德。后调淄川、益都等县，政绩卓著。
  关于黄泽沛在山东的为官经历，笔者迄今能查到的有①1917年10月，邓恩铭和婶母、堂弟投奔以拔贡身份，奉命北调为官，在济南住职，待分配的叔父黄泽沛。②1918年，黄泽沛携全家及邓恩铭来山东益都县任知事；同年夏天，邓恩铭从益都考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中学，与胶县人王克捷为同班同学兼密友。③民国八年(1919)始任青城县知事。④民国二十年(1931)出版的《增修胶志》卷十五之《职官志·民国职官》“十一年(1922)三月，署任(胶县知事)”；据说“干到五月就离任了”。⑤八月，调任淄川县知事。邓恩铭随去，一直住到1923年9月，奉团中央之命去青岛做建团的工作才离开。⑥1925年，”邓恩铭叔父黄泽沛任益都县知事“(青州商务网《青州大事记》)。⑦1927年到沂水任知事；11月邓恩铭接见了沂水县共产党组织负责人张希周。⑧还曾在莒县任职。
  这里，还要特别提到黄泽沛的“官场引路人”——何少伯，是黄泽沛的岳父，荔波朝阳板告人，布依族，清末进京考取进士，先后在山东胶州、东阿等地当过县长。黄泽沛当初就是靠他在官府谋事的，多年来一直受其接济。
  由上可见，邓恩铭千里迢迢从贵州荔波到山东的第一个“终点站”——青州，是千真万确、板上钉钉的。那么，到达青州之后的邓恩铭，先后从事了哪些重大革命活动呢？
  1918年，依靠“二叔”黄泽沛的资助，天资聪慧、基础甚好的邓恩铭考入济南省立第一中学；1921年7月，作为在校中学生的邓恩铭，与王尽美代表山东共产党早期组织，赴上海出席中共一大。会后，先到益都东圣水村向山东共产党创建的积极支持者——魏嵋汇报工作，后回济南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中共山东区支部，任支部委员。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邓恩铭赴莫斯科参加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远东民族代表会中，与中共党团发生矛盾，一度退出中共党团，且与中央脱离了组织关系……一直到中共三次全会(1923年6月12日—20日)后，邓在青岛才恢复了组织关系。”1923年9月，邓恩铭赴青岛，开始创建党组织，先后任中共青岛组书记、直属青岛支部书记、青岛市委书记。1927年4月27日—5月9日，赴武汉参加了中共“五大”。
  现在，我们着重看一下邓恩铭在青州的革命活动：
  邓恩铭和青州发生联系，最早见于记载、有案可查的，是1924年5月上旬他给夏兄的信。信中说：“弟不日赴淄张青等处，二三日即可返。”“淄张青”即淄川、张店、青州。此前，邓恩铭在给团中央的信中从未提到青州，只提淄川和张店，这是邓恩铭活动的范围。
  邓恩铭这次赴淄张青，也是为了团的事情，这从5月10日他给安石的信可以看出。他说：“山东的S.Y.有两年的历史了，在此长时期竟组不起区来，办事人实不能辞其责。我病愈后即努力活动，到现在总算是做到组织区的条件了……计济南团员早已足二十人，青近中亦补足，唯张淄合计仅得十五人，青州八人，如将青州合并于张淄，则人数足矣，但不知可合并否？”这就是邓恩铭赴淄张青的任务。信是邓恩铭5月9日从淄川回到青岛以后写的，5月8日他在淄川，还给父亲写信说：“儿明天回青岛，仍就原事。”
  邓恩铭在这个时候，把他的活动范围从淄张又扩大到青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堂二叔黄泽沛已经任益都公署的县知事了。他到青州可以有吃住的地方，便于他开展革命活动。
  现在有案可查的，邓恩铭到青州还有以下几次：
  1924年7月10日给安石信：“我因青州派代表事来此……青州书记是王警修(就是王蔚明)，第四师范”，“弟明日回青岛。”这次是7月10日前到青州，7月11日回青岛。
  1924年8月20日给宗兄(1924年7月，林育南负责团中央工作；“宗兄”是林育南时代的团中央代号)信：“弟因经济困难，决明日回青州，礼拜六可回岛。”这次是8月21日(星期四)去青州，8月23日(星期六)回青岛。
  1925年9月20日给弟弟们的信：“我从济南回到青州，就知道家乡米贵。”
  还有一个重要的间接证明邓恩铭到青州的证据，是被广为引用的王蔚明的《回忆王尽美同志和邓恩铭同志》。此文最早见于1986年4月20日出版的《青岛党史资料通讯》1986年第三期《关于青岛早期建党问题讨论专辑》，《胶县文史资料(二)》、《益都师范校志》等均有登载，内容大同小异。经山东党史办自称“退休16年零10个月的77岁的原党史工作的老兵”曲琦先生于2000年10月15日完稿的《鬼话连篇的<邓恩铭与青岛建党>——揭批青岛市委党史办公室的公开伪造历史<宣言书>》的考证，其中有两个重要结论，为我所用。一是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邓恩铭正式任职《胶澳日报》的时间是在“1923年10月11日以后、10月19日以前”；王蔚明在青岛《胶澳日报》副刊发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为题的文章是“1924年5月”，是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06周年”；王蔚明的入团时间是“1924年5月”或“1924年7月6日”(后者可能性更大)，因为直到1924年4月18日，青州只有两个团员(指刘俊才、李殿龙），1924年4月18日，团济南地委委员长贾乃甫给仲英的报告中说：“但外【地】其实的情形，如青州、张店、青岛、济宁、淄川等处，皆有极好的发展，并且青州有刘俊才、李殿龙，淄川有郭梓甫、周济南，正式加入本团。这都是外边活动的结果。”笔者引注)，其中并没有王蔚明。直到7月10日，王蔚明不仅是团员，而且已是青州团支部书记了；8月开始，又任青州特别支部书记。二是邓恩铭正式到青岛开展建团工作的确切时间是“1923年9月20日”，“既不是中共济南支部派的，甚至也不是济南地方团派的，而是团中央派的，由团中央直接领导的”。现已发现的邓恩铭从1923年9月19日到1924年8月20日给团中央的32封信，也足以说明，邓恩铭是团中央派去青岛的，并直接由团中央领导。
  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曲琦先生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敢于坚持原则，本着对党、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所做的一系列考证，不仅为青岛建党时间的确定，而且也为我们青州地方党史的建设，提供了准确依据。可惜，曲琦先生已于2014年2月26日离世。在此，首先表示对曲琦先生由衷的敬意和深深的怀念！
  2011年6月6日《济南时报》城事版(第6版)用整版篇幅刊登《邓恩铭：30年青春照耀后继人》一文，介绍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的事迹。开头引文说：“他，就是邓恩铭，未婚，无儿无女。”
  2011年7月1日，《济南日报》发表《邓恩铭为革命一生未婚，家书表达对家人愧疚之情》一文，说“邓恩铭一生未婚”。
  2012年11月26日，《金黔在线》登载《贵州走出去的革命先驱：追忆邓恩铭》一文，认为：邓恩铭“因忙于革命工作和残酷的阶级斗争不想连累到别人，直至三十岁英勇就义也没有生子，留下后代。这是中共‘一大’十三位代表中没有娶妻生子的极少数人之一”。
  而《山东史志丛刊》1991年第3期刊有宋和修的《邓恩铭缘何由贵州而赴济南就读》一文，文中说：“1922年，邓介绍王克捷加入了共青团。适于这年3月，邓恩铭的养父黄泽沛改调胶县知事，同年为邓恩铭成婚，娶妻赵氏。”
  殊不知，邓恩铭不仅不是“一生未婚”，而且“娶妻”，并且还是我们青州的“女婿”。他的妻子侯玉清，是青州城东北侯庙村人。
  关于邓恩铭的妻子侯玉清，经查已知的研究邓恩铭的资料中有三处提到：一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的张小红主编的《中共一大代表画传》第133页，该页配有一张邓恩铭与侯玉清的合影，但没有任何关于侯玉清的文字说明材料。二是侯玉清的姐姐侯志在《山东省志资料》1961年第3期发表的题为《邓恩铭同志传略》一文，文末有一个注：“侯志同志原名侯玉兰，是邓恩铭同志的老战友，侯玉兰的妹妹侯玉清是邓恩铭的妻子。”(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概况、地方志资料汇编历史部分《邓恩铭烈士专集》，总第13集，1983年3月，第155页。)三是2000年第6期《党史天地》刊有《侯志的风雨坎坷路》一文，介绍曾在山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革命家侯志(又名侯玉兰)的事迹。文中说：“1924年夏……侯志的妹妹侯玉青和邓恩铭结为夫妻。侯志的父亲找到侯玉青读书的学校，把她强拉回家，她被迫与邓恩铭脱离夫妻关系。”
  而1980年12月21日，贵州作者张英志在其所写的《访邓恩铭烈士胞弟邓恩光》一文中说：“烈士……在兄弟中是老大。女友侯玉清(山东省益都县人，有误认为其已与烈士结婚的说法是不够清楚的)”。
  那么，邓恩铭和侯玉清，到底结没结婚呢？
  经查阅青州市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刘传功先生撰写的一系列关于中共青州地方党史文献，特别是查阅“1979年12月20日上午，刘传功先生(当时署名柳学青)采访侯慧真(原名侯玉清)”的打印件，才初步得知侯玉清的情况：
  侯玉清曾用名侯慧真、侯玉卿、侯慧贞，1911年生于山东益都(1986年益都县改名青州市)城东北7公里的侯庙村。侯家是村中的名门富户，侯玉清的父亲侯恩渥(一说是侯恩浯，笔者注)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侯玉清兄弟姐妹共5人全部进学堂读书，后来一个个都参加了革命工作。
  侯玉清先在青州城西皇城小学读书，后转入青州城仓廒女子学校。1926年春，大革命高潮来临时马克思主义传入仓廒女校，同年清明节，侯玉清与同学、好友魏玉新一起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团后，侯玉清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国青年》、《向导》周刊、《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刊，随后仓廒女校还成立了学生会，15岁的侯玉清当选为学生会主持人。同年秋季，侯玉清在学校秘密酝酿一场学潮，以反对校长压制民主、私拆学生信件，因信息泄露，学潮没有发动起来就失败了，侯玉清被女校开除学籍。侯玉清有家不能回，就隐藏在同学魏玉新家里。
  魏玉新的家在益都城东的圣水村，魏玉新的祖父魏嵋是前清举人，与孙中山有交往，后来魏嵋变卖家产用于山东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所需。而邓恩铭的“二叔”黄泽沛曾经在益都任职。期间，黄泽沛清剿匪患，秉公执法，而且同情革命，所以在益都群众中口碑很好。鉴于此，中共“一大”后，邓恩铭经常到益都开展革命工作。大革命失败后，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邓恩铭经常到益都圣水村魏嵋家，可以说魏家大院成了山东共产党人经常秘密集会的地方。在此期间，邓恩铭与侯玉清开始了交往，并最终走到了一起。建国后，侯玉清在交通部基建总局资料室工作，直至离休。
  在刘传功先生采访侯玉清的打印件的最后写道：“侯慧真原名侯玉清山东益都侯庙人，与党的一大代表邓恩铭同志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真挚的爱情，并由党组织批准结成了夫妻关系，之后与邓恩铭同志共同从事党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综上所述，邓恩铭从16岁离开老家贵州荔波，到30岁在济南英勇就义，一直没有再回老家过。尽管在老家也曾给他订婚(女方名字叫于云仙)，并且父母也几次催促其回家“完婚”，但直至“1930年12月5日”，“邓恩铭和于云仙的婚姻公案仍没有结局”，最终成为泡影。诚如作为侯玉青姐姐的侯志所说“1924年夏……侯玉青和邓恩铭结为夫妻”，侯玉清才是邓恩铭“事实”上真正的妻子。事实可能如刘传功先生所言“由党组织批准”，也可能被侯父所逼，后来“被迫与邓恩铭脱离夫妻关系”。但，邓恩铭曾是“青州女婿”的事实，无法改变。至于宋和修在《邓恩铭缘何由贵州而赴济南就读》一文中，1923年邓恩铭的养父黄泽沛就“为邓恩铭成婚，娶妻赵氏”一说，不知有何为证，难道邓恩铭还要重婚不成？是听“亲历者”侯玉青姐姐的侯志所说，还是听宋和修先生所说，读者不言自明。
  我们应该永远记住的是：1931年4月5日，清明节，中共“一大”代表、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青州女婿邓恩铭，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年仅30岁……
  据黄泽沛的儿媳滕尧珍(即邓恩铭的堂弟媳)这样回忆邓恩铭死后的情景：
  “这个噩耗使我惊呆了。全家闻讯后，都为恩铭的惨遭杀害悲痛不已。我们前去收尸，反动当局不准。后经过多方周旋，请了四家连环铺保，第三天才到济南纬八路找到大哥遗体。我们花了五十元大洋买了一口棺木，洗净他身上的血迹，把他安埋在济南城外--贵州义地。不久，我们又请人在恩铭的墓前立了一块碑，写上‘邓恩铭之墓’。”(滕尧珍《忆革命先烈邓恩铭》，《贵州日报》一九八○年七月十二日。)
  最后，需要补充强调的有二：
  一是在与邓恩铭一同被害的22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后称济南“四五烈士”)中，除邓恩铭曾任山东省委书记外，还有后任山东省委书记的刘谦初，临时省委书记吴丽实，临时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兼青岛市委书记党维蓉，有省委秘书长刘晓浦、雷晋笙，有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刘一梦、宋占一，省委委员纪子瑞，有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省委妇女委员会书记郭隆真(回族)……他们牺牲时大都三十多岁，正值青春年华。其中，刘谦初还是毛泽东的“儿女亲家”，他与张文秋的女儿刘思齐(也叫刘松林)是毛泽东的长媳、毛岸英之妻。刘思齐同母异父的妹妹张少华(即邵华)，是毛岸青之妻、毛新宇之母。
  二是出卖邓恩铭的叛徒王复元(1900—1929)，又名王全，历城人，曾在济南省立一中当电工兼传达员。还曾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因贪污党组织经费，被开除出党。1928年底暗中与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发表反共宣言，公开自首叛变，参加捕共队，使党组织遭到破坏，不少中共党员先后被捕、被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29年8月16日，我地下工作者乘其到青岛外出，将其处决，王复元成为“中共因贪污开除出党第一人”，邓恩铭也成为“中共党史反腐第一人”。
  诚如臧克家先生所写：“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惜哉，恩铭；恩铭，千古！  

编辑：今日青州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