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是中国士人的文化教育组织。由于教学程度和学术水平的高低不同，形成了一种等级上的差异。就整体而言，最底层的是私立的家族书院和民办的乡村书院，中间层是县立书院，高层则是州、府、道、省、联省各级书院。如果说底层书院是书院等级之塔的底座，县级书院是塔身的话，高层书院则是塔尖，一方面分担指导学术理念政治化的官方责任，另一方面也兼有学术研究、更新创造儒家精神、养育学派之责。松林书院属于高层书院，一直以来，研究者都认为是青州府一级的书院，但据笔者考查，松林书院在几个历史阶段属于高层书院中的省级书院。
据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论述，省级书院有两种：一种是总督、巡抚驻节之地的省会书院，如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巡盐御史毕懋康创建的历山书院，清顺治十一年(1654)布政使张缙彦重修，新建白雪楼，改名白雪书院，后因地狭不能容纳更多士子，雍正间迁城内都司府故署，更名曰泺源书院等；还有一种，是由一省的学政创建、主持的书院。主管一省教育行政和科举考试的学政，明称提学御史、督学道，清雍正四年(1726)，各省督学道皆改提督学院，长官称提督学政，简称学政，清末改称提学使，与总督、巡抚同为省级要员，知府以下皆为其属官。清于全国设学政20人，一般皆驻于各省省会，但江苏驻江阴县，安徽驻太平府，陕西驻三原县，广东先驻肇庆后移广州……由于这些的不同，衍生了学政主持的省级书院。在学政主持的省级书院中，福建台湾府台南市的海东书院“以府级书院之实而厕身于省级书院之列”。而据笔者考查，清初，山东省的情形也相类似。山东学政先驻青州，后驻济南，松林书院在一段时期内亦“以府级书院之实而厕身于省级书院之列”。
据《济南府志》记载：“康熙二十七年(1688)(注：笔者在2014年12月《大众日报》发文《蒲松龄：一日遇知己，终生念旧恩》中误作“顺治二十七年”，在此向读者诚恳致歉！)，升提学道为提督学院，始移驻历城。”又据光绪《益都县图志》载青州知府李涛《重修试院记》曰：“往时，提学以按察司佥事为名，曰‘学道’，驻节青州，平居视事于海防道署，至期则就书院而校士焉。雍正四年(1726)，官制既定，移驻济南，以此为行台。”这两部具有权威性的地方志中前者载“康熙二十七年提学道始移驻历城”，后者载“雍正四年学道移驻济南(历城)”，对学道始驻济南的时间略有出入，但都提到学道先驻青州，后驻济南。另据清初著名诗人、学者施闰章督学山东时在《梦愚堂铭并序》中说：“施子返自粤西……一夕，宿青州官舍……其明年，督学山东，驻青州……”这一系列证据表明，清初山东学政先驻节青州，后移驻济南。这一定与青州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有关，山大教授李森先生在《历史上青州的政治地位》中说：“青州自西晋永嘉五年(311)取代临淄上升为齐鲁大地的政治中心，迄至明初洪武九年(1376)被逐渐兴起的济南所取代，作为山东政治中心长达千年之久。”如北宋时的青州，历为京东路、京东东路治所，金代青州为山东东路治所，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于青州置“山东等处行中书省”，辖山东全省六府十五州八十九县。洪武九年(1376)山东行省西移济南，青州由省会降为府治。“即便如此，青州仍呈现着长盛不衰之势”，“顺治十八年，设山东提督，驻青州府”(光绪《益都县图志》)，“青州一直是大明衡藩所在，清代青州虽然仍为府治，但雍正八年(1730)在青州城北建造的旗兵驻防城系省级军事治地，青州依旧保留着昔日齐鲁干城的些许影响。”可见青州在历史上的地位非同一般，所以位于青州的松林书院也格外受到山东学政的青睐。
早在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王阳明学派的代表人物、著名理学家、教育家邹守益之子、山东督学邹善热衷书院办学，发扬光大王阳明“致良知”的心学，亲自主持将松林书院易名为“凝道书院”，旨在凝聚人心，传承与发扬儒家文化道统，“时与诸生讲学其中”。状元赵秉忠在《云门书院记》开头追述了凝道书院的办学盛况。他写道：“青州旧有凝道书院，在郡治西南，堂室严翼，桧柏环拱，每青蘋白龙鳞起，若万壑喷巨浪，题曰‘书院松涛’，其创垂题咏载郡志。隆庆丁卯，督学者邹公善，讲明良知，羽翼圣道，设皋比函丈于此。一时贤者师济景从，造士作人之盛，学士、先生迄今数能言。”这说明，隆庆丁卯年(1567)前后，山东督学邹善在青州凝道书院亲自讲学，在他的影响下，英才汇聚，书院办学盛况空前，众人有口皆碑。据青州文史委委员房重阳先生考，钟羽正《青州人物志》记载，隆庆五年(1571)进士朱鸿谟在书院读书期间，邹善向朱鸿谟授“良知之旨”，而鸿谟却“心仪冀端恪公(冀錬，官至兵部侍郎，时在书院讲学)”，“尊濂洛关闽(宋朝理学的四个重要学派)矩旧如护要领”，坚持理学的信念不动摇，后官至刑部侍郎，《明史》有传；万历八年(1580)进士蒋春芳“先从邹颖泉(邹善的号)受良知之传”，是从凝道书院出来的一代名儒。按照邓洪波先生的观点，“由一省的学政创建、主持的书院”属于省级书院，所以明代嘉靖四十五年(1566)之后、隆庆年间至万历初年松林书院当属省级书院。
清康熙戊子(1708)年，辛未科探花、被时人推为“巨儒”、“北平黄先生”的著名学者黄崑圃始任山东学政，兴复济南白雪、青州松林两处书院，延名师，选才俊；山左文教，一时称盛。黄崑圃居青期间，考核生员，评定等级，一丝不苟。对优秀者，他聚宴教诲之。对较差者，决不轻易降黜。知府、知县如因小故请求剥夺生员资格，一概不准。此时考中的举人进士，包括江苏巡抚徐士林、湖南粮储道董思恭等十多名。清代诗人赵执信认为黄崑圃精敏明辨是非善恶，学问功力造诣深厚，特别对其“皦然不滓之节，挺然不挠之气”予以高度评价。黄任期将满，还朝之日，青州士子“皇皇如失所恃”，于是纷纷跑到山东巡抚都御史那里请求督学留任。在奏请未果的情况下，“则相与树丰碑于青州之松林书院”，将督学先生的大名跻身于名垂千古的“青州十三贤”之间，以表达一方学子对他的感激与爱戴之情。其事迹见藏于松林书院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赵执信所撰《黄崑圃政绩碑》。
乾隆甲午(1774)，山东学政继任者黄崑圃之子黄登贤视学青州，莅临其父六十余年前任山东学政时捐俸重修的松林书院，对父亲恩泽青州士子，为国育才的政教伟绩感慨不已，决心继承、光大父业。事迹详见收藏于青州市博物馆的《松林书院记》碑。
康熙至乾隆60多年间，两任山东学政极为重视甚至亲自主持松林书院的教育教学，“山左文教，一时称盛”，即山东的文化教育，盛极一时。这也表明，此时的松林书院级别同济南白雪书院一样，同属省级书院，而乾隆四十年(1775)“白雪书院已废无故址，而松林巍然独存”，地位更非一般。由于一省教育长官的青睐，加之地方官的重视，至乾隆朝，松林书院办学达到辉煌。如青州知府裴宗锡延严锡绥任松林书院山长，“一时肄业诸生常数十百人，数年之间，登贤、书贡、成均者十余人”，其中包括被著名学者钱大昕称为“天下才”的藏书家、目录学家、金石学家、方志学家李文藻。
省级书院的一个很重要特征是所聘山长多为一代名流，“经明行修，堪为士子模范”。如山长严锡绥出身进士，曾任安丘县知县；山长杨峒出身举人，被称为“通儒”；道光二十三年(1843)松林书院聘请原金厦兵备道、咸丰《青州府志》的主纂刘耀椿先生主讲松林书院；即使清末松林书院的最后一任山长法伟堂先生也是光绪十五年进士，山东著名金石学家、音韵学家、方志学家和教育家，曾经主编光绪《益都县图志》。他们都博学多才，皆为硕师大儒，能够与时俱进，制定一整套体现出合乎书院精神的教学方法与制度，实现人性化的管理，又能聘任有名望的儒者为师，活跃学术，培养人才，实现“讲学明道”的办学理念。
省级书院的又一个很重要特征，是生徒招生面向全省。上文提到的《松林书院记》碑中所记山东学政黄崑圃所成就的人才，“如徐君士林、李君元直、丁君士称、陈君有蓄、马君长淑、辛君有光、李君志远、刘君轶政、秦君宏、林君仲懿、王君瀛、孙君果、董君思恭，皆知名士也”。其中徐士林，山东文登人，官至江苏巡抚；李元直，山东高密人，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后为四川道监察御史，与徐士林皆康熙五十年(1711)举人，五十二年(1713)进士；秦宏、丁士称皆日照人，康熙五十三年(1714)举人；辛有光，山东日照人，乾隆二年(1737)进士；林仲懿，山东栖霞人，康熙五十年(1711)举人。其余皆青州府人。从碑刻所载学子的籍贯考证可以看出，松林书院招生范围不仅仅是青州府所辖的十一个县——益都、博山、临淄、博兴、高苑、乐安、寿光、昌乐、临朐、安邱、诸城(清初为13个县)，还包括文登、高密、日照、栖霞等县，可见松林书院在山东省的名气是很大的，从而吸引了青州府以外全省各地特别是山东省东部的许多优秀生源。
以上证据充分表明，松林书院虽位于国家二级行政单位——青州府，但在明隆庆至万历初年、康熙乾隆年间“以府级书院之实而厕身于省级书院之列”。而松林书院的前身——北宋矮松园，位于国家一级政区京东路和京东东路治所所在——青州城，出过“连中三元”的一代名相王曾，“矮松名载四海耳，百怪老笔不可传”(宋黄庭坚之父黄庶《携家游矮松园》)，被誉为“宋代四小书院之首”(隋同文、刘方田《青州人文地理》287页)，其地位更非一般书塾乃至书院所能比。 （王岩）
松林书院俯瞰 沈志海摄
编辑：今日青州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