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球(1929—2010年)，生前曾任青州市(益都县)文委主任兼教育局局长。年轻时参加抗美援朝，战斗事迹感人肺腑。潍坊电视台想播出他的事迹，笔者采访时，他已病入膏肓，不久与世长辞，其事迹终未对外披露。下面是他在病中的口述——
  我于1929年生于河北省滦南县，家里很穷。父亲1942年入党。我受父亲熏陶，16岁入党，17岁入伍，在辽沈、平津战役中多次立功，从战士升为班长、排长。1950年，被调往石家庄第六高级步兵学校学习。校长孙毅亲自上课，结业后准备到华北军区工作。
  1952年春，抗美援朝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志愿军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将军从步兵学校征兵，我踊跃报名，上了前线。入朝后，被分派到67军201师601团5连任指导员。任务是坚守101阵地，不让美军北侵一步。
  101阵地在金城附近的丘陵中，是一片平而矮的山丘。地形对我军十分不利，敌军在我阵地的东、南、西三面呈半包围状态。地势高且南缓北陡，敌坦克轻而易举地从南坡开到北顶，居高临下，不间断地炮袭我阵地。敌机低空侦察，发现目标，指挥炮击，同时投弹狂轰滥炸。我阵地坑道外野战工事破坏严重，战士们白天不敢行动，只在拂晓前，趁炮声稀疏、空炸较少时抓紧抢修坑外工事。
  邱少云是15军的，他在中中线，我们在中东线。其实，我身边就有很多“邱少云”。战士们昼夜卧在潮湿的坑道里，被弹片打得头破血流，都一声不吭；手脚被炮火烧焦，也一动不动。电影《打击侵略者》就是根据67军的事迹改编的，我看了，觉得远不如现实真切。
  连、排之间没有通讯工具，情况只能徒步传递。我连4个排，分守4块阵地。我从连部到各排，带着一个通讯员，要在坑道里爬一天。到师部开会，白天不敢走，只能夜间赶路。虽然只有30里，得提前八、九个小时出发。
  一天夜里，我和通讯员小李零点启程。天降大雪，雪深没膝，山路无影无踪，根本没法行走，只有把着方向，顺着山坡向下滑行。滑着滑着，“嘭”的一声，撞到树桩上，碰得浑身生疼。我俩便趁机休息一下，接着再滑。快到山底时，眼前又出现了一截“树桩”。我想借它再休息片刻，一摸，是一条冻得梆梆硬的血肉模糊的人腿。拔出来看时，脚上穿着志愿军鞋，没见战友的尸体，更不知道是啥时候被敌机炸死的。
  上午8点，我们赶到师部。师部设在防空洞里，人不全，师长在焦急地等待。10点许，参谋进来与师长和政委耳语了几句。师长说：“不等了，我们开会吧。走西线的建德臣营长和三个连长大休息(死)了。”同志们一阵惊愕。政委有意缓和紧张的气氛：“这个老建，真滑头！美国鬼子没打完，家里还有母亲婆娘和四个孩子等着哩，就贪吃鬼子的炮弹，大休息去了。”话虽然略带幽默，却没人露出一丝笑容，听到的只有啜泣声。我含泪抬头看时，师长和政委也在抹眼泪。
  战士们的生活很苦，主要吃压缩饼干。饼干梆梆硬，咬不动，得用火烤或用开水泡。白天不能生火烧水，就用雨水泡或用雪团捂。夏天气温很高，战士们趴在坑道里，像在蒸笼里蒸。冬天零下38度，手脚冻得像锯割。这些苦，战士们都能忍受，最难熬的是口渴。旱季无雨，吃水是头等大事。一里之外的山下有条小溪，白天敌机轰炸，不敢取水，只能夜里派几个人去背水。一人背两桶，官兵平等，人人都得去。
  这天，轮到我和通讯员小李背水。我俩摸到溪边，一瓢一瓢地舀，刚灌满两桶，突然空中投下几枚炸弹。弹片横飞，我受了伤。耀眼的火光中，我清楚地看到，水面上漂着舀水的瓢和小李的头发，尸体却不见了。敌机继续轰炸，我不顾一切地背起水桶，赶回阵地。同志们又是一天没喝水了，视水如蜜，贪婪地喝着。连长薛尚德看见我蹲在一旁，默然流泪，忽地悟到了什么似的：“指导员，小李呢？”我的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喘不过气来，好一阵子才哽咽着说：“他、他大休息了。”薛尚德借着烛光，望着杯子里缕缕的血丝，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同志们，我们喝的不是水，是小李的命啊！”复仇的烈火激怒了战士们：“连长，指导员，你们向上级反映反映，让我们打攻坚吧，非把美国鬼子揍成肉泥不可！”
  反击的机会终于来了。美军对和平谈判毫无诚意，出尔反尔，一味地向北侵袭。1953年6月，我军决定在金城一线发动夏季全面反击战，狠狠煞煞美、李集团的嚣张气焰。
  我连的任务，是攻占敌人的159阵地。战斗是我组织的，全连107人，分成7个战斗班，1个抢救班。班长薛尚德带领3个班正面突击，副班长贾有石带领2个班从右面迂回攻占主峰，我带两个班直扑敌人前沿阵地，拿下前沿阵地后再攻主峰。
  因前段伤亡过重，连里多半是刚入伍的新兵，在老兵的训导下仅会射击投弹，从未参加过战斗。但是斗志很高，人人都写了血书表决心。文化教员不是党员，递交血书时，将身上仅有的几块钱交了党费，准备死后要组织追认他为共产党员。那场面，想起来就催人泪下，可当时没有一个掉眼泪的。
  6月13日傍晚，我们全连顺利地进入了前沿阵地，隐蔽起来。这里离敌军很近，能听到对方的说话声。一个敌军的哨兵因违犯军规在岗位上大便，而被活活打死的惨叫声，听得十分清楚。
  夜幕降临后，我们向敌人靠近。为防敌人探照灯，我命令战士们拉大距离，悄没声地匍匐前进。晚8点，我军进攻开始。八二迫击炮向敌人阵地猛烈轰击。4分钟后，炮火向纵深延伸，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步兵趁机发起冲锋。
  “冲啊！”我高声喊着，带领战士冲锋陷阵。弹片、火星暴雨闪电般地擦身而过，战士们毫不畏惧。突然，“轰”的一声，我像被人砸里了一砖，头顿时麻木了。伸手摸时，满脸是血，炮弹片从右腮上部穿进了嘴里。当我再次喊冲杀时，嘴里像含满了漱口水，满是腥味地向外喷。卫生员急忙跑过来为我包扎，我把他拨到一边，抡起手枪向前冲去。战士们在我的指挥下，很快消灭了敌人的前沿兵力。
  敌前沿阵地和敌主阵地之间有道很深的交通沟，沟上是铁丝网。我带领战士们顺沟前进了约200米，准备穿越铁网时，敌人发现了我们。炮火、枪弹交织在一起，猛烈而且密集，我们寸步难行。勇敢而又顽强的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奋勇前进。许多战士冲过去了，不少战士倒在了血泊里。我在穿越铁网时，右腹又中了一弹。我咬着牙，忍着剧疼，一手摁着伤口，一手持枪前进。突然，身边的四班长倒下了，我回头喊他时，我的屁股和右脚又接连中了两弹。顿时，我像破了的血布袋，血从头上、肚子上、腿上四五个口子向外冒，我真成了“红”人了。我实在坚持不住了，两腿一软，栽倒在血泊里。不过，心里还有些明白，能感觉到卫生员在为我脱鞋，还听到长筒靴子里往外倒血的“哗啦”声。我用力睁开眼睛，身边就剩下卫生员一人。我想说不要管我时，一阵头晕目眩，什么也不知道了。第二天拂晓，我在绑扎所里醒了过来。怎么下来的？全然不知。担架队的朝鲜老乡对我说，是他们救了我。他们说，我身上压着一个死去的战士，手里拿着绷带。我心里一阵痉挛：是卫生员为了掩护我而牺牲了。我被担架抬走，连队里没有一个人知道。战场上的尸体横七竖八，残缺不全，分不清谁与谁，同志们都认为我死了。自此，我与连队失去了联系。
  因为伤势很重，绑扎所无能为力。当天由朝鲜老乡抬我去了金鹤洞师部医院。重伤员很多，排队等了半天，才轮到我动手术。医生把我四处伤口的烂肉剪掉，挖出了好几块炮弹皮和碎骨头端给我看，我又晕了过去。手术后，由朝鲜老乡守着我，躺在地铺上。一连几天不能吃，不能动，大小便不通，肚子胀得老大，高烧不退，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医生说我要坏，决定送我去兴高山后方医院。
  路途遥远，必须用卡车护送。白天怕敌机轰炸，晚上看不清山路，只能借着阴雨天出发。时近中午，天突然晴了，可恶的敌机接着就来轰炸，轻伤员和司机都跑了，就剩下我和大卡车。炸弹一次次落在车头车尾，车被炸得稀巴烂。我仰望着群鸦似的敌机，心里反倒坦然了：死就死吧！难得这么多的敌机为我送终，死了也值。我闭上眼听天由命了，谁知敌机竟飞走了。傍晚，一辆朝鲜卡车把我送到了兴高山医院，住进了防空洞。洞里很暗，靠蜡烛照明，医疗条件差，不能做剖腹手术。于是，又将我送杨德医院，再从杨德医院转运回国。
  依旧是借着阴雨天出发。我躺在车厢里，雨水浸泡着伤口，钻心地疼，肚子越胀越大，像面气吹的大鼓，一戳就破似的。我醒来时心想：既然死定了，何必运回国去？死在朝鲜战场上岂不更光荣！卡车在崎岖的山道上颠簸，谁知颠来颠去，我有了大便感，放了一个屁，心里一阵欣慰：看来马克思又不想要我了。我用力撕下了身上唯一的血迹斑斑的裤头，擦去臭水儿，扔到车外。此时，我是真正的“无产者”了。
  卡车在云雾缭绕的山腰里行驶着，突然偏离了方向，车头探进了悬崖。山下是万丈深渊，车毁人亡就在眼前，幸亏两棵粗壮的松树将卡车挡住。能爬动的伤员纷纷逃离了险境，车上就剩下我和司机。我大声喊他时，他握着方向盘睡在驾驶室里，还打呼噜哩！司机是我国东北来支前的民工，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后来是人民军的两辆大卡车，把我们的车从悬崖上拖了上来。
  我坐着焖罐火车转到丹东市五龙碑医院。护士为我剃光了头，送进消毒室，冲洗美军细菌战中的细菌。伤势好转后，又送到吉林省敦化市铁路医院疗养。
  1953年11月，我返回了朝鲜战场。到团部报道时，团长向禹惊诧无比：“小王，你不是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我们都给你上报烈士了，追悼会也开了。”他紧紧抱住我，亲了又亲，高兴地告诉我，说我们连107人歼敌160余人，顺利地攻占了敌阵地，这在攻坚战斗中是少有的，上级为我们记了集体一等功。团政委张继华握着我的手，热情又激动地说：“振球同志，你死而复生，不愧是活着的烈士啊！”自此，“活烈士”的话题在部队里传了开来。  （刘继孔）

编辑：今日青州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