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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圣陶建国前青州三日行
来源:今日青州网      时间:2017-10-19 09:44:10      
内容摘要:2018年2月16日是叶圣陶先生逝世30周年纪念日。作为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他写的和写他的美文,遍布中小学语文教材,位列中国现代语文教育三大家之首;作为建国后的教育部副部长、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主席


2018年2月16日是叶圣陶先生逝世30周年纪念日。作为“优秀的语言艺术家”,他写的和写他的美文,遍布中小学语文教材,位列中国现代语文教育三大家之首;作为建国后的教育部副部长、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主席;他为人敦厚,彬彬有礼,茅盾先生誉他“朴素谨严、敦厚诚挚”,臧克家先生赞他“温、良、恭、俭、让……兼而有之”,是现代名人中少有的有口皆碑的正能量“标杆式”人物。1949年3月,55岁的叶圣陶曾携夫人胡墨林,途经青州,逗留三天……
  1949年3月10日晚8时许,胶济线上一列从潍坊开来的专列,缓缓进入青州火车站(今青州的老火车站)。从车尾的一节“卧车”和一节“头等车”两个车厢中,陆续走下了“男女老幼”共计27位特殊而又尊贵的客人。他们是于2月28日午时就乘坐悬挂葡萄牙国旗的英国商船——“华中”号海轮,从香港辗转北上,途经烟台、桃村、三里庄、平度、潍县(时名潍坊特别市),历时11天之后到达青州的。
  这些民主人士、社会贤达(包括部分家属)此行的目的,是参加即将在北平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这次“知北游”的众多民主人士之中,就有被茅盾先生誉为“朴素谨严、敦厚诚挚”,建国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民进中央主席、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叶圣陶。
  据宋云彬在海上的一次船中座谈会上担任记录,将同行者一一列名:“出席者陈叔通、王芸生、马寅初、包达三、傅彬然、张絅伯、赵超构、柳亚子、徐铸成、曹禺、郑佩宜、郑振铎、郭绣莹、冯光灌、叶圣陶、邓裕志、胡墨林、刘尊棋、沈体兰、张志让、吴全衡及余凡22人。此次同舟者仅郑振铎之女公子郑小箴、曹禺夫人方瑞及包小姐未出席耳。”这几乎是一份完整的名单,再经1949年2月27日叶圣陶日记有“吴全衡携其二子”的记载,吴全衡系胡绳(原名项志逖)夫人,也是这条船上唯一的中共党员,负有护送和照管民主人士的职责。吴全衡时年31岁,两个孩子(项伊朗5岁、项锦州1岁)尚幼,故为宋云彬忽略。
  这里需要说明的有两点:一是,在这“男女老幼”27人当中,陈叔通(名敬第)最为年长,时年74岁,是当时大家公推的“临时团长”,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第一、二、三届主任委员;除上面提到的曹禺及夫人方瑞外,还有叶圣陶、胡墨林和柳亚子、郑佩宜共三对夫妇;除郑振铎、郑小箴父女外,还有包达三、包启亚(即“包小姐”)共两对父女;“外有小姐(指冯、郭、吴)三位,皆往出席全国妇女大会(即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者”。二是,陪同者有中共华东中央局(以下简称华东局)委员、秘书长郭子化,“系鲁南老战士,近任调配粮秣,支援前线”;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匡亚明,“谓与余(指叶圣陶)相识,系从前景云里邻居”;“一不记其姓氏”。这三位是受华东局委派,专程从青州经莱阳赶往烟台,于3月6日早晨前去会面迎接的。
  在青州火车站,华东局也以最高规格迎接这批特殊而又尊贵的客人。党政军方面出迎的有华东局常委、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华东军区副参谋长袁仲贤、后勤司令宋裕和、保卫部长郑文卿,山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许世友、参谋长袁也烈,山东分局秘书长刘贯一、分局宣传部长彭康等11位首长“热情迎候”。当时华东局、华东军区驻地在今弥河镇闵家庄一带,山东省政府驻地在今弥河镇闫刘村一带,两级最高领导人饶漱石、陈毅、康生等,均在河北西柏坡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一行人出站后,驱车入城,至一教堂改成的招待所,“屋颇宽畅,作憩之顷,有如归之感。”
  这个“教堂”,据考证,应该是今位于偶园街698号的青州基督教堂,始建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由英国基督教浸礼会修建,“文革”期间教堂多处遭损,1997年重修。
  叶圣陶“不大喜与人多所问询,听吴仲超君谈收藏保管文物之情形,头头是道,至为心折。诬共党者往往谓不要旧文化,安知其胜于笃旧之人多多耶。”
  也许,我们今天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的青州博物馆,之所以能成为全国知名的“小大博物馆”,就和解放之初以“吴仲超君”为代表的老一辈们重视“收藏保管文物”有重大关系,毕竟文物才是“文化青州”和古城青州最忠实的陪伴和见证。
  “晚餐毕,各归配定之房间。系一大室,与墨(指胡墨林)各睡一榻。就睡已十二时矣……即以招待客人而言,秩序以有计划而良好。侍应员之服务亲切而周到,亦非以往所能想象。若在腐败环境之中,招待客人即为作弊自肥之好机会,决不能使客人心感至此。”(叶圣陶3月10日日记)。柳亚子夫妇“卧第二室,第一室则子化所居也”,宋云彬“与彬然、王芸生同一室”。
  民主人士一行在青州要停留三天,这也是他们此行陆路逗留时间最长的地方。不必匆忙赶路,他们可以腾出精力,细品解放区的面貌与风情。
  这就是叶圣陶此行的背景和初到青州的经过和感受。

3月11日,星期五

  “晨起闻飞机声。时有一架飞过。昨夜就寝后亦闻之。据云此为青岛、太原之间之运输机。太原尚未下,接济全恃空运。其运回者,或为日本兵。阎锡山畜有日本兵二万人,为其抵拒解放军之本钱也。
  十一时后,与彬然出门散步。房屋多坍塌毁坏,街上行人极少,此地经拉锯战多次,损坏重矣。城内多麦田,麦苗尚短。出南门,城墙颇厚实,门框高而深,过于吾苏。反身而行,见一天主堂,钟楼两座高耸,建构颇好。其中已无教士,现居军队。”
  这个“天主堂”,据考证,应该是今位于偶园街1128号的青州天主教堂的前身,始建于清光绪元年(1875年),由中国神父王保禄在城南门里购置地基,筹建教堂草房五间,建立了青州第一个天主教堂,奠定了传教基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又购土地二亩多扩建教堂瓦房二十余间。1931年,青州由烟台教区划出为益都监牧区,主教府设在青州城里天主堂,第一任监牧区主教是法籍传教士卫国栋。1933年,卫国栋主教兴建了青州大教堂。该大堂气势雄伟,规模宏大,占地面积65亩,建有出厦宿舍楼房22间,瓦平房60间,圆石柱大门1座,东屋坡上有石头雕刻的花纹“十”字架,高17米,甚为壮观,圣堂两侧有两座7层钟楼,顶端距地35米,双塔高耸,音乐般的钟声远传几十里,是当时青州城内最高的建筑物。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这座曾经是青州天主教教务活动中心的教堂,被毁于一旦。现在位于偶园街1128号的这座天主教堂是重建的,距原堂址南迁了一百多米,青州卷烟厂一排排的宿舍楼那,就是教堂的原址。
  “返舍进餐。二时,驱车至孟家村,距城二十五里。华东党政军各机关俱在此村及其周围。所谓华东,包括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安徽五省。然则此间诸村庄,其重要性甚高矣。先为茶叙,各机关高级人员俱到,个别谈话,答问唯求其详。四时又为大宴,菜多酒多,吾人虽尚饱,亦不得不勉力进之。”
  此处叶圣陶所记“孟家村”有误,宋云彬当日日记为“孟村”,也不正确,应为“闵家庄”,大概是“孟”“闵”音近所误;刘仰东《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诸细节》一文就记为“闵家庄”,这才与地理方位和历史事实相符合。倒是“大宴”的细节——宋云彬“有白酒,余饮五六杯,微有醉意矣”和柳亚子“晋葡萄酒二十杯,飘飘然有仙意了”,可以看出民主人士们的豪饮和主家的热情。
  另外,茶会时的“个别谈话”,柳亚子记:“与舒同先生倾谈极畅”,也为明天下午的挥毫泼墨,互赠作品,埋下了伏笔。
  “六时,入大会堂。此堂系木构草屋,通十大间,有舞台。座中已满,料想当是各机关中下级人员,约计之,殆将五百人。此为华东正式之欢迎会。于是由两位致欢迎辞。来客相继被拉登台者凡八人。余致词,谓来解放区后,始见具有伟大力量之人民,始见尽职尽分之军人与官吏。其所以致此,则此次解放战事为一最大规模之教育功课,所有之人皆从其中改变气质,翻过身来,获得新的人生观也。此意尚未想得周全,他日当为文表达之。
  将近九时,始为游艺。演平剧四出,《空城计》、《三岔口》、《御碑亭》、《芦花荡》。演毕已十二点半。演员为投降军官与其夫人,亦有部队中军官与士兵,亦属于胜利剧团,不详其为第几大队也。《三岔口》打工甚好。《御碑亭》中之青衣为投降军官中之高级者,唱做俱佳,铸成颇致赞赏。《芦花荡》之张飞亦佳。驱车返寓,进点心就睡,已两点矣。
  马寅老见王有道休妻,恶其思想荒谬,不尊重女性,不欲复观,先行返寓。此老看戏而认真,亦复有趣。”
  柳亚子则因“佩妹先走,余以十二时行,抵寓已一时许矣。尚有押尾芦花荡未观,颇为憾事。”
  华东局举行的正式欢迎会,由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一说郭子化)主持大会,山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致欢迎辞。宋云彬在日记中写道:“有一司令官名许世友者,发声宏大,措辞简捷,余笑语同座者,此莽张飞也。”柳亚子则记,自己“被推与叔老、寅老、絅老、振铎、圣陶、曹禺、裕瑞讲话”,则更为详细。
  据原任青州市长、时任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长的冯毅之当日日记记载:“晚上参加了一个欢迎会,是欢迎从香港来的民主人士。在会上有七八个人讲了话,讲得诚恳而激动。赞扬了人民解放军的新品德,和经过解放区看到的新人新事新气象。”
  叶圣陶的讲话,当是他的肺腑之言而不是客套话,此时他们对共产党具备了更加深入的感性认识。

3月12日,星期六

  “八时起身,进早餐后,有两位女医士来问,身体有无不舒适处。
  前日托匡亚明,请其通信与苏北,打听三官近况,嘱三官寄信到北平。昨知已特为发电报去矣。此间办事迅速而周到,即此可见。
  十一时,参观附近之托儿所。儿童自不足两岁至四五岁,凡八十五人,皆工作人员之子女,父母俱出外任事者。一切皆由公家供给,幼儿每二人共一保姆,较大者则四人共一保姆。每日连点心进食五次,我人到时方第二次进食。吃馒头与小米粥。观儿童脸色,多红润而肥胖。唯衣服不甚清洁。然庭中方曝晒被褥多条,卧榻之上,被褥亦整齐而干净。卧榻为木板,以大砖支之。每榻睡两儿。儿童较大,则送入保育小学。此虽一鳞一爪,已可概见。夫妇两人同为工作,子女不复需照顾,而托儿所之照顾殊不坏,其能专心于工作可知矣。据云此处成立不久,设备不周。不久将迁往济南,当可有进。”
  这里所说的“托儿所”,就是1948年4月华东局在大官营村(现称大关营)成立的“华东局直属机关第一保育院”,简称“华东第一保育院”(齐鲁网2014年10月20日《邓六金与华东保育院创办始末》之《幼稚班儿童陈淮淮登记表》)或“华东保育院”。首任院长是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夫人李静一,华东局财办主任曾山夫人邓六金任政治协理员兼副院长。叶圣陶等民主人士参观后不久,即迁往青州城里的天主教堂,6月又南迁上海。
  叶圣陶等一行,虽因时间紧迫,走马观“花”,但却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华东保育院办学的珍贵史料,宋云彬日记记述也大致相同,但较为简略,亦幸甚焉。
  柳亚子当日则“七时起床。八时洗澡,九时再寝,十二时始再起”,大概因为身体原因,错过了参观华东保育院的良机;但是也没闲着,“下午,写字九幅,分赠舒同、彭康、袁仲贤、刘贯一、宋裕和、郑文卿、郭子化、匡亚明及康生,人系一诗,构思尚捷,康不在坐,他人转请,余则均朝夕见面之首长也。”
  “饭后二时,乘车出发,至城北四十里外某庄,观军官教导团。风扬黄土,满身俱沾。教导团者,收容投降军官之所。蒋军投降军官总数在一万以上,华东之一团共十四分团,我人所观者为十四分团之一。在一堡寨之中,分组而居,多为将校阶级之人。邀十馀人与我们对坐谈话。其中最著名者为王耀武,此外多为军长、参谋长,余不能记其名。王耀武先发言,自谓始见光明正路,知忠于一人之非。又谓在此学习,读书讨论,大有兴味。又谓此间待遇甚优,颇为感激。另一人谈此间生活情形,颇切实。以余观之,待遇被解放军官以最厚之友谊,此为最有力之一点。所谓宽大政策之道,于此见之。复参观其宿所。一切生活方面之劳动,皆自处理。此辈在蒋管区,固莫非婢仆满前之特殊人物也。”
  宋云彬日记则说所到之处是“城北四十里外萧庄……余素识王之参谋长罗幸理,特与交谈十余分钟”;柳亚子日记只说“乘车参观俘虏团,叔老敦促代表讲话,以‘放下屠刀,诞登彼岸’八字为嘱,未知若辈能领悟否”,没有提到参观的具体地点。实际上,这个“堡寨”,指的是今天青州市高柳镇的东、西朱鹿村和郭家庄子一带,主要是东朱鹿村。当时的“华东军区解放军官教导总团”一分团就设在这里。现在村里还有一处位于“兴东街63号”的老宅,格外引人注目,大门口两侧“放下臭架子,重当小学生”两行红字对联隐约可见,这就是在当时闻名遐迩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战俘营”,陈毅、粟裕都曾在此为国民党高级将领授课。
  当时陪同叶圣陶等人参观的是教导总团团长季方,被邀“对坐谈话”的“十馀人”有潍县战役被俘的国民党九十六军中将军长陈金城、少将参谋长李友尚,有济南战役被俘的国民党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兼山东省主席王耀武、中将副司令官牟中珩、少将参谋长罗幸理、整编第三师少将师长晏子风、整编七十三师少将师长曹振铎、山东保安司令部少将副司令聂松溪等。
  叶圣陶、柳亚子、宋云彬等用“金陵王气黯然收”、“落花流水春去也”,说明国民党失道寡助,败局已定,势不逆转;共产党代表中国绝大多数人民利益,得道多助,必然胜利。劝诫他们及早觉悟自新,走上与人民同归宿的道路。
  宋云彬当天日记:“王耀武被俘后送入军官团,忽有所悟,自撰一联云:‘早进来,晚进来,早晚要进来。先出去,后出去,先后都出去。’又写一横额:‘你也来了!’”
  而《徐铸成回忆录》所记甚详,尤其是穿插忆及抗战期间,徐铸成作为记者在桂林与王耀武有过几次接触,并曾是王公馆的座上客,也算有旧,几年后再见面,王却成了阶下囚,这多少有几分戏剧性。以下是徐氏此行的回忆:
  六年前,我在桂林工作时,与王耀武曾见过两三面……有一次,文彬告我:“王耀武想见见你,后天特在其公馆宴请。”届时,我与诚夫、李侠文、马廷栋、黎秀石等赴约。室内外陈设和那天宴会的丰盛,在那时的桂林,都属罕见。最有趣的,主人曾不断问我们:“照外国规矩,此时应酌什么酒?照国际惯例,此时是否应递上手巾?”可以说,主人很谦虚,“每事问”。也可见那时他已有雄心,抗战胜利后升任方面大员了(那时,他已是蒋的王牌军之一,1945年奉派接收山东,被任山东省主席兼绥靖区司令,直至济南围城被俘)。
  这次我去“军官团”时,身着一件旧棉袍。他大概俯首未加注意。等到舒同依次介绍到我时,他抬头注视,并对我微笑点头。舒同在旁边看得清楚,轻声问我:“你和王耀武认识?”“是的,六年前在桂林交往过。”“那好,等一会儿参观他们宿舍时,你找他个别谈谈,了解他目前的思想情况。”
  “六时半返寓。晚饭后,听刘组织部长谈王耀武失守济南及被俘之经过。又谈另外二人之被俘经过,皆至有戏剧性。余询以处理俘虏情形。承告士兵大部施以教育,编入部队。所谓教育,先与阐明为谁打仗,又发动诉苦运动,令各自诉其家世代所受痛苦。经此之后,大多觉醒,本为被动之人,今成自动之兵。在战事紧急之际,亦有不及教育,即令作战者。其老弱疾病之人,则遣令回乡。至于军官,尉级者多送入军政大学。此辈已有军事知识,重在令习政治知识,毕业之后即用入部队。解放战争胜利,得力于此部分兵士军官之补充者甚多。校级将级者则送入教导团,令自为学习,研究调查,写作报告,颇如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大部遣回。若王耀武之辈,今时所不能放心者,恐将来民众控诉,指为战犯,要求审判。此间诸首长时时加以宽慰,渠略释然。以后若无人提出,渠固可为自由之人也。”
  晚上,叶圣陶等人还观看了华东军区京剧团演出的剧目。“十时就寝,在此数日间为早矣。”

3月13日,星期日

  “上午,两女医士又来问。余以无他疾病,请其检血压,检知为一百二十,比较低些。按标准当为九十加年龄数,则当为一百四十六矣。据云血压稍低无所谓,其原因或由疲劳之故。
  饭后搬行李,先上卡车,将卡车放上火车。
  三时许,将俘获之杜聿明送来,与我们谈话。杜名字已列入战犯,故加脚镣。颜色红润,服装整洁,殊不类阶下囚。诸君发问,渠皆推诿,言不详知。亚老、絅老尤愤恨,几乎骂彼一顿,渠只笑而受之。一般印象,认为杜殊狡猾,殆无改变可能。渠或亦知将来必判罪,或且至于死,故颇带玩世不恭之态,与王耀武不同。王因希望能得安然释出也。”
  关于杜聿明(1904—1981),这位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徐州“剿总”中将副总司令,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1922—,1950年8月与杜聿明之女、时年23岁的杜致礼结婚)的岳父,当时在青州也有许多故事。
  柳亚子日记中说:“下午,假睡未酣,闻战犯杜聿明解来大礼堂,即赴会鞫之,余与絅老发言最凌厉,该犯唯唯而已。”
  宋云彬日记则说:下午“三时许,杜聿明被带至招待所,与余等相见。杜为战犯,故不得与王耀武等同受训练。足加镣,状至狼狈。振铎等均向之质问,彼答辞殊狡猾,但亦承认济南撤退时曾奉蒋命放毒气。余问:君与杜冰丞同族,杜被捕后何不出全力营救?答称:当时曾发一电向蒋解释。余谓:以汝当时之地位,苟能尽力营救,杜先生必可免一死,而汝竟只发一电,显系搪塞无诚意,即此一端,可见汝之毫无心肝矣。杜闻言,俛首不答。”
  这个“杜冰丞”,应是“杜斌丞”(1888—1947,自署秉诚,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是杜聿明的堂哥)之误。1947年3月20日被国民政府逮捕,1947年10月7日于西安英勇就义。杜斌丞殉国后,毛泽东主席亲自写下挽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称赞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周恩来副主席赞扬他是“鲁迅式的共产党员”。
  和杜聿明一同被解押至教导总团,接受民主人士训话的还有国民党第八军中将军长周开成、第九军中将军长曹淑、第七十二军中将军长余锦源、第七十四军中将军长邱维达以及各军部分少将副军长、少将师长、参谋长等二十余名高级将领。
  十年后,上列被俘将领,如杜聿明、王耀武、牟中珩等,都陆续成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余生以文史资料工作为职业,后来又陆续成为全国政协委员,与此行民主人士中的许多人同堂开会,共商国是。这自然是双方当时都没有料到的后话。
  “四时,早进晚餐。诸首长俱来陪饮,干杯屡屡。五时,驰车至火车站,按派定之号数入卧车,余二人与振铎父女同一室。七时许开车,郭老直至此时下车,握手而别,俱云大军渡江在即,江南相见。
  余以九时就睡,和衣而卧,不设被褥,以免麻烦。车行甚缓,缘铁路修复未久。余居然入睡甚酣,曾夜醒数次。有一次车突然而停,继闻飞机声,殆恐其空袭。晨四时到济南站。”
  值得补充说明的是,“华中轮”的乘客中的绝大多数民主人士,作为各界代表,出席了半年后在北平召开的一届政协会议。他们是:柳亚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马寅初(无党派民主人士)、宋云彬(中国人民救国会)、曹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陈叔通、包达三、张絅伯(全国工商界)、沈体兰(上海各人民团体)、郑振铎(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叶圣陶(中华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张志让(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刘尊棋、王芸生、赵超构、徐铸成(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邓裕志(宗教界民主人士)。
  叶圣陶等民主人士一行,从1949年3月10日晚8时许到达青州,至13日晚7时许依依惜别青州,继续登程北上,在青州仅仅待了三整天的时间,尽管来去匆匆,但却在青州历史上留存了一段回味隽永的佳话,为我们了解丰厚的青州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参考资料】
  1.叶圣陶《北上日记》(《人民文学》,1981年第7期)
  2.《柳亚子日记》(柳无忌、柳无非编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
  3.《宋云彬日记(全三册)》(海宁市档案局(馆)整理,中华书局,2016年10月北京第1版)
  4.肖之芳《北上记程——叶圣陶、柳亚子、郑振铎等人1949年山东之行》(《春秋》2010年第2期P7—9)
  5.邱雪松《新论1949年叶圣陶“北上”缘由》(《新文学史料》2013年第2期P93—100)
  6.张明观《柳亚子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
  7.杨奇《民主群英秘密离港破浪北上的壮举——政协首届会议一页重要史实》(《纵横》2009年第9期P24—27)
  8.刘仰东《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诸细节》(人民政协网,2017年6月15日14:02)
  9.李建国《民主人士青州行》(青州文史资料第二十四辑《青州建国初期文史资料》,青州市政协编,2008年12月)
  10.邓六金《在华东保育院的日子里》(希望出版社,2001年版)
  11.韩杰杰《华东保育院创办始末》(《齐鲁晚报》,2012年9月25日)     (潘广珠)




  1949年3月,从香港赴解放区的部分人员在轮船上合影留念。(前排左起:文瑞(曹禺夫人)、郑小箴(郑振铎之女)、包启亚(包达三之女);中排左起:包达三、柳亚子、陈叔通、马寅初;后排左起:傅彬然、沈体兰、宋云彬、张絅伯、郑振铎、叶圣陶、王芸生)



1949年2月23日,叶圣陶与夫人胡墨林摄于香港达德学院



位于东朱鹿村兴东街63号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战俘营”旧址,大门两侧“放下臭架子,重当小学生”的红字对联还依稀可见。



被关押在“战俘营”的王耀武



杜聿明被俘后押解到华野司令部时的照片

编辑:今日青州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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