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天——1950年正月，我入学读书。学校设在邻村，是7个村联办的一处小学。校址是地主家的宅院，3间高台阶的北屋做教室，2间偏房是办公室。教室门窄窗小，光线很暗。桌凳是各村凑的，七高八低，破旧不堪。50多名学生分4个年级挤在一口屋里，由一个老师进行复式教学。我时年7岁，是一年级最小的学生，同级同学都比我大，有的大我10岁。课本是桑皮纸的，像火纸一样粗糙脆劣，不等学期结束就搓摩烂了。科目设算术和国语，算术是学写数码和加减法；国语第1课就1个字“羊”，第2课是“大羊”，第3课是“小羊”，第4课是“大羊大，小羊小”，第5课是“大羊小羊山上跑，跑上跑下吃青草。”每逢上课，老师先给一年级板书生字、领读字音、安排学生在石板上练字，然后给其它年级上课。待授课完成了，就叫大家读背课文。这时各年级就扯起嗓子吼，我一口气能背十几课国语。吼着吼着，一年级就跟着二年级吼，二年级也随着其它年级乱吼，吼声如雷震得耳朵嗡嗡响。上小学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戴军帽，至今记忆犹新。黑板上方挂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像，伟人头戴八角形军帽，既威武又英俊。上课时我常盯着伟人像出神：自己若能戴上军帽该多帅气！想啥有啥，老师要求每人交五仟圆(即5角)，由学校统一缝制军帽。发军帽那天别提多高兴了，大家扔下“耳帽头”“三耷扇”等破帽子，戴上灰色的红五星军帽，你看我，我看你，除了抿嘴就是大笑。回家的路上，同学们仰着脖子唱新歌：“家有那二亩地呀，种上那大地瓜呀，待到那秋风一起，地瓜大呀么大地瓜……”
学生越来越多，上级号召村村设小学。我们刘家庄雷厉风行，率先扒庙盖学堂。校门类似于天主教堂的建筑，4个砖垛扇形摆开，垛顶是用洋灰(水泥)塑造的花盆，盆里插着镔铁裁的兰花，门楣上方是凸起的红五星。4间正房，1间是老师宿舍兼办公室，3间是前后开窗的教室，光线比原来的小学好得多。课桌凳是伐掉祖茔的参天白杨打制的，校舍在全区是一流的。1952年我回到本村读三年级，初任老师很年轻，不久又换了一位年长老师。后来才知道，村人评价老师的首要标准，是看新任教师写的校牌如何，如果毛笔字不规范，会被村人瞧不起。老师由学生家长轮流管饭，轮到我家管饭，父亲必提前赶集买肉买鱼，三顿饭菜不重样。早饭午饭由我送。晚饭由父亲送，带上一壶酒陪老师饮，边吃边了解我的学业。父亲读过私塾，陪餐回来必对我提出新的要求。
1954年我11岁，小学毕业报考高小(小学五、六年级)。当时全县最有名的高级小学是北阳河高小、马兰高小和北关高小。北阳河地处益都、寿光、广饶、临淄四县边界，报考的学生最多。考学时本校的教室、操场都坐满了考生，我被安排到八户村小学参加考试，录取后分到13级1班读书。学校两个年级6个班，学生自带干粮，每周回家一次背煎饼，学校伙房提供开水。学校没有宿舍，学生自己联系散住在村民家里。学校有支出色的鼓乐队，教练曾是卢沟桥抗日国军司号员。两年的高小学习，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教导主任张丕成。这天课后我和同学耍闹，他在办公室向我招手，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办公室准备挨剋，孰料他笑容可掬地给我戴正帽子，又给我系好领扣，教育我要衣着整齐。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在我以后的教学生涯中始终注意为人师表。另一位是班主任兼语文教师孙法文，他教学艺术很高，每授新课必讲段故事，每个词语都说个典故，学生都爱听他讲课。不仅如此，他还将学习和娱乐结合起来，把课文“智取生辰纲”改编成话剧让学生演出。我扮演白日鼠白胜，挑一担酒唱着“赤日炎炎似火烧”的场景至今历历在目。毕业前加强作文训练，他猜定考试题目是“我的志愿”，为此给学生准备了十几个类型的范文，报考同一个学校的范文无一雷同。果然，1956年报考初中的作文题是“我长大了做什么”。他为我准备的范文是当一名人民教师，考场上我一时心血来潮，竟然写当一名新式农民，像苏联农庄一样驾着拖拉机驰骋。他好生恼火说我不会考取，不料我被益都一中录取了。
益都一中早时叫省立十中，很有名气的。但校舍破旧，就几排平房错落在松林书院周围，学生宿舍在北院或城隍庙里。我读初中三年级时，适逢1958年“大跃进”，学校停课参与全民大炼钢铁，教室里砸矿石，操场里建炉炼铁，师生昼夜奋战，口号是：大干二十天实现共产主义！这年成立人民公社，体现了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学生上学不要钱，每月由公社发给5元钱生活费。可惜好景不长，几个月后就停发了。
1859年秋，我考入益都一中高中部。当时重点高中很少，益都、临朐、昌乐，潍县、坊子，寿光、广饶、临淄等八九个县的高才生都来报考益都一中，十几个考生录取1个。大家都说只要考住益都一中，名牌大学就有座位了。可事与愿违，大跃进后进入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学校组织师生生产自救，去海边搜集黄青菜种子，自造小球藻充饥，熬过了饥馑年。1962年高中毕业时，国家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大学很少招生，我们那届毕业生几乎全部回乡务农。说实在的，我们能有点学问，是得惠于益都一中的培养。校长阎石庵治校有方闻名齐鲁；教师队伍藏龙卧虎，数理化骨干教师唐尹阎岑赫赫有名。教我代数课的张振河老师，曾是民国昌乐县县长，思路清晰说理透彻，为我以后教数学树立了楷模。上近代历史课的姜孟晋老师，常常离开课本绘声绘色地描述民国政府的议政细节，后来才知道他曾是南京总统府的速记。
1962年秋我高中毕业回家，次日就参加生产队劳动。不久任村夜校教师，既上文化课也传授农业科技知识，贯彻毛主席的“农业八字方针”。还论联系实际，在科技队进行密植、科学施肥、新品种试种，成为公社的先进典型。以夜校为主成立文艺宣传队，演出“墙头记”“李二嫂改嫁”等传统剧目。1964年配合“四清”运动，演出歌剧“三世仇”。
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我作为夜校教师，参与批判“三家村”黑店、刘邓路线。在“破四旧”中，红卫兵首先扒掉“洋气”的学校大门，然后凡“古”必砸，凡“旧”必烧，不仅四大名著连《青春之歌》《红旗谱》也被烧毁。
1969年兴起“联中”热，恰“侯王建议”使不少学校无法开课，我由夜校教师转为民办教师。当时的教育是“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小学(包括高小)为五年制，初中、高中各为两年制。我们联中分两个年级4个班，由于师资匮乏，我担任毕业班的数学、化学，兼全校美术课。好在学校的主要任务是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批林批孔、批判黑猫白猫，批判“四人帮”，带学生参加生产队劳动等，教学压力不大。
1977年恢复高考，教学步入正规，学校开始抓教学质量，文革前的高中生、师范生成为教学的中坚力量。1978年邓小平提出教育“三个面向”，电化教学应运而生。我发挥喜画的特长，把数学难点制成幻灯片用于课堂教学，激发了学生思维，提高了教学效率，连续3年我校中考升学率为全公社第一名，在全县也名列前茅。1981年我在全省电化教学经验交流会上介绍经验，为大会提供公开课，教学录像在全省推广。同年，我转为公办教师。
1982年我调入县教育局，负责电化教学工作。推广电化教学谈何容易？中小学大多还是黑屋子土台子，许多地方不通电，困难可想而知。在局领导谋划下，我们骑着自行车上山下乡深入学校，听课座谈以身说教，千方百计宣传电教。老师们发动起来了，有的自制幻灯片用于教学，有的卖掉自家的羊为学校买幻灯机，有的创造了日光投影仪，把镜子嵌在马蹄表上，随着太阳移动把光线射进投影器，解决了无电的困扰，许多感人事迹在报刊报道。1983年我在全国电教会议上介绍经验，以后每年都参加全国电教会议开阔视野。1986年县改市，中央电教馆领导到我市视察，《中国电化教育》杂志以“青州新话”为题报道了我市的电教事业。这年，我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荣获人民教师奖章。1990年我市被中央电教馆立为全国唯一的电化教育综合实验市，工农商学各界都以电教为媒体落实“燎原计划”。5年内全国电教会议在我市召开了7次，青州市成为全国电教界的旗帜。1996年我市进行全面校舍改造，通过了山东省“双基达标”验收，教学设施焕然一新。电化教育上了新台阶，开辟了市教育电视频道，筹建电教大楼。
进入21世纪，青州教育进入了发展快车道。校舍由“黑屋子土台子”变成了城乡最亮丽的建筑。教室宽敞明亮，图书仪器、音体美专用教室一应俱全。校园绿化美化比花园还漂亮。教师队伍由半民半公全部成为公办教师，教师水平由初中、高中、中师学历升为本科、研究生学历。教学理念更新，教学改革深入，教育质量空前提高。全市普及中学教育，每年几千名学生进入高等院校深造，这在建国初期是想也不敢想的。
进入21世纪，电化教育更名为信息化教育。党的十九大之后，我市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为指导，以资源多样化、教学个性化、管理智能化、发展可持续化为思路，加快推进“三通两平台”建设，为加快实现全市教育现代化奠定了基础。2015年全市165处中小学，以1000M裸光纤为主干、100M带宽到桌面的高速城域网实现了“宽带网络校校通”。教师用机9000多台，达人手一机，学生用机达到8：1。所有教室配备了电子白板、触摸一体机，实现了多媒体“班班通”。建成了集空中课堂、在线教学、学校视频动态展示为一体的教育网络。2017年建成了全省第一个县级创客活动中心，成为国家“跨区域同步教学”的试点，京沪资深教师为我市在线授课年均80多节次，优质资源共享成效显著。在青少年科技创新活动中，我市80余件作品及机器人大赛获全国大奖。2017年，全国“跨区域同步教学应用试点”现场会在我市召开。目前，青州市是全国两县级实验基地之一，是全国信息化教育先进单位，是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市。以上回忆是一段绚丽的梦，但愿未来的梦更美。
编辑：今日青州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