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内有三条东西大街，分别叫前街、中街、后街，一条南北大街位于村子东部，街道布局类似“卅”字形。南北街分两段，南段街与中街成“丁”字形，“丁”字口有座关帝庙；北段街由关帝庙东行50米，再向北通至北门。北段街东边有座庙，人死了都到庙前发送。解放后，庙基改为学校。中街和后街的中段有条相通的巷子，叫老胡同。老胡同东边是座台屋大院，曾是私塾学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全村仅60户人家，300口人左右。刘耀的后人居住后街及中街东头，刘辉的后人居住前街和南北大街，刘继玉的后人居住中街西头，贾姓人家居住前街西头。村子四周是高高的土围墙，围墙上长满棘丛，围墙外是很深的沟，庄院十分封闭。村子有三座庄门，南门设在村东南角，北门设在村东北角，两门由南北大街贯通，西门处于中街西头。庄门由砖石砌成，门洞成拱形，类似古城门，只是规模小些。两扇厚重的木头门，门扇正面是一排排拳头大的铁钉子，冬天用嘴去舔，会把舌头粘得生疼。门扇背面是既粗又长的门栓，还有大顶扛，关上大门，休想出入。门楣上刻有“刘家庄”三个字，顶端设有垛口，是防卫用的。据老辈人讲，刘家庄建立时，是请风水先生看过的，说村子不宜开东门，否则，会有血光之灾。也许是巧合，大跃进时(1958年)，村子开了东门，庚子年(1960年)，就出了轰动全国的反革命事件。

  我是二公支的十九世孙，住在西门里路北，离河边三五十步远。北阳河四季长流，除了山洪爆发，河水始终清澈见底。我的童年是在河边渡过的，或洗澡游泳，或捉鱼捕虾，或拧柳哨，或放鹅鸭，记忆犹新。河上横着一座低矮的五孔小石桥，通往西岸。西岸路北有个大湾，是后寨人挖土盖房或垫畜栏形成的。洪水来时灌满湾，洪水过后满是淤泥。淤泥红乎乎的，特别细而粘，我们叫它“镜子泥”，是捏泥人捏泥猴的好材料。最有趣的是比赛“啊呜——啪！”，就是用镜子泥做成边厚底薄的泥碗碗儿，碗口朝下，对准桥石板狠狠摔下，“啪”的一声响，碗儿底炸得粉碎，泥渣蹦得老高。谁的泥碗碗儿摔得最响，炸得最碎，谁就是优胜者。

  刘家庄的耕地，分布在村子东北方向，狭窄的一溜，最远地片临近潍坊至广饶的公路，足有五六里远。村子周围的土地，是北阳河千百年沉积的黄土层，松软而且肥沃。离村较远的土地是黑土，带有盐碱性，板结瘠薄。祖上以农为业，生活拮据，多以烧窑造砖为生计，在村子北边筑了七、八个砖窑，窑台十多米高，乍看像碉堡。窑台周边是造坯场，日久年深，造坯场变成了几个很深的湾，分别叫做南窑湾，北窑湾，东窑湾。窑湾断续连在一起，形成了东西约半里、南北近一里、深十几米的大湾。旱季，湾底窑渣成堆，杂草丛生。雨季，周围村子的雨水汇入湾里，酷似浩荡的湖。有时北阳河堤决口，山洪绕过村庄灌进湾里，浊水暴满，溢向庄稼地，很吓人的。农业合作化后，窑业萧条，窑台成了废物，窑湾也变得百害而无一益。上世纪六十年代，农业学大寨，大队党支部带领全体社员，用了三、四个冬天的时间，把废窑台平掉，又把“高屋顶”的土填到窑湾里，使荒湾变成了良田。

  “高屋顶”是一片凸起的高地，在窑湾东边半里远的地方，远望像是屋脊，所以叫高屋顶。高屋顶和南坡、北坡、东洼、沟崖头、叉子口、官道一样，是村人约定俗成的地片名称。高屋顶面积约二百亩，明显高出周围数米，雨季不能存水，旱季不能灌溉，虽是黄土地，却是十年九不收的薄田。村人发挥愚公移山的精神，男女老少齐上阵，大车拉，小车推，用了几年的时间，终于把高出的土层填到了窑湾里。“高屋顶”的表层多是碎砖烂瓦，都以为是庄院或坟茔的遗址，当挖到深层时，竟然发现了石质的带有色彩的破碎佛头、佛手、莲花座，还有残缺不全的碑文，足以证明“高屋顶”是一座寺院遗址。当时的年轻人刘汉明(现已故)，曾搬着佛头说是文物，要交给上级处理。可“文革”初期，乱哄哄的没人管，又时兴“破四旧”，只好把挖出东西全部埋在了湾底里。识古的老年人说，这座寺院可能叫“空明寺”，大概是康家庄的达官修建的。

  康家庄遗址，在刘家庄北面一里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村人在北窑湾里挖土造坯，曾挖出很多砖块瓦砾，陶罐碎片，还有带“康”字的残石、青铜古币、骨髓等。康家庄应毁于元代以前，否则，明初就不会新立纸坊村，清初也不会新立刘家庄了。据老辈人说，康家庄出过极富贵的人，因为只有达官贵人才有能力建造寺庙。另外，从康家庄遗址向东，有一条古道，宽约3米，路基很高很硬，由黄土夯成，村人称它为“官道”。官道经过“高屋顶”，一直向寿光方向伸延，据说是康家庄达官的女儿嫁到了寿光，为防女儿回娘家路途泥泞而修筑的。官道北面的耕地南高北低，灌溉时垄沟里存不住水，得一截一截地浇地。地势足以证明，这里的土运到了高屋顶或者筑了官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