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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手书《伯夷颂》的前因后果
来源:今日青州网      时间:2021-07-20 10:02:20      
内容摘要:范仲淹于宋仁宗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以户部侍郎知青州,充淄、潍等州安抚使。范公在去世半年前,在青州正楷恭书唐代韩愈的《伯夷颂》,流传


范仲淹于宋仁宗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以户部侍郎知青州,充淄、潍等州安抚使。范公在去世半年前,在青州正楷恭书唐代韩愈的《伯夷颂》,流传于世。
  首修《青州市志》出版后,我曾写过《从范仲淹知青州看其晚年思想》一文,发表于1993年第10期《青州文史资料》上,在青州首先提出了加强对范公手书《伯夷颂》研究的意见。时日匆匆,一晃近30年过去了!目前,对范仲淹的研究日益深入,网络文化也到处发布,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不过,有些文字出现差错,有的文章不符事实,误导读者。所以,有必要把范仲淹在青州手书《伯夷颂》的前因后果予以梳理,展现于世,以正视听。

 

 

手书《伯夷颂》首页

 

 

范仲淹《伯夷颂》


范公为什么不书《乾》卦而书《伯夷颂》


  范仲淹的老朋友苏才翁善书,深服范公楷法之妙,请范仲淹写《乾》卦,范公以“《乾》卦字多,眼力不逮”为由,“且书《伯夷颂》上呈”。
  《乾》卦比《伯夷颂》字多,这是实际;范公晚年“日增疾恙”,“力不支持”,也是实情。但笔者以为,其根本原因并不在此,这需要从范仲淹的人生轨迹及其晚年思想作具体分析,方能找到合理的答案。
  其一,范仲淹一生重名教尚风节,《伯夷颂》所倡导的精神与他的思想是一致的。
  首先,我们从范仲淹的诗文里可以看出他重名教尚风节的一贯思想。他在早年曾写过一篇《近名论》,说:“先王以名为教,使天下自劝。”又说:“不使近名,则岂复有忠臣烈士为国家之用哉!”他还在《说卦·第二章》中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他为地方官时,修严子陵祠堂,并为之写《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记中有言:“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而使贪者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范仲淹的不少诗歌也反映了他的这一名节思想。“清名高节老乾坤”;“高节见直清,灵心隐虚白”。范仲淹知青州时,他登上南楼,写了《南楼》五言古诗:“南楼百尺余,清夜微尘歇。天会诗人情,遗此高高月。”登上表海楼,写了《登表海楼》诗,其中有句:“好山深会诗人意,留得夕阳无限时。”这都是抒发了他晚年的“名节”情怀。他临终前,在《遗表》中更在首句即书:“臣闻:生必尽忠,乃臣节之常守”。
  其次,从同时代人或后代人对他的评价看,都推崇他重名教尚风节的思想和人格。范公手书《伯夷颂》后,文彦博题跋:“范墨韩文传不朽,首阳风节转孤高”;杜衍题跋:“宁止一言旌义士,欲教万古劝忠臣”;贾昌朝题跋:“范希文好谈古贤人义节,老而弥笃”。韩琦说他:“贰机政,陪宰席,宏谋大策,出于仁义。”富弼说他:“自始仕慨然有康济之志,凡所设施,必本于仁义。”范公之后,改革家王安石在《祭范颍州文》中说:“呜呼我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南宋大理学家朱熹说:“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又说:“宋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公作成起来”。《宋史·范仲淹》列传写他:“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直至晚年,范公重名教尚风节一如初衷,未曾稍易。唐代韩愈在《伯夷颂》中借以发挥的一番议论:“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这些议论正与范仲淹一生重名教尚风节的思想和行为相吻合。因此,程应鏐先生在著作中分析到范公手书《伯夷颂》这一事情时写道:“仲淹相信自己的一生就是如此。楷书这篇颂,实际上也是自我的表白。”河南伊川范章先生有文谈到这一问题时,也很动情地写道:“这不正是对文正公的具体写照吗?文正公就是‘理或当言,死无所避’,‘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多次遭到当政者非之,而仍然‘力行而不惑’啊!”范文还引申说:“文正公取人气节,往往取其可取之一端,如取严子陵之‘不贪’一节,而又绝不赞成他的消极避世之为……他对伯夷也是赞成其特立独行的节操,但决不是赞成其拦马谏武王伐纣一节,因为他是赞成汤武的‘以有道伐无道’的。”
  其二,范仲淹晚年手书《伯夷颂》,还有他的一点由衷的心曲。
  对此,范章的文章分析了文正公“是为了避嫌”的一面,他在文章中这样分析:“庆历四年他主持推行新政时,夏竦阴使女奴习石介书,伪作石介为富弼撰《废立诏草》,要废掉仁宗。企图‘陷害石介、富弼,累及仲淹’。‘飞语上闻,仁宗生疑’,庆历新政也因之失败。所幸仁宗处事谨慎,不像唐宪宗,才使他与富弼等未蹈王伾、王叔文覆辙而保住了性命。此后便言行更加谨慎。因此,皇祐三年(1051年)十一月,他在青州任上,京西路转运使苏才翁请他写《乾》卦,但此卦中有‘或跃在渊,自试也’,‘或跃在渊,乾道乃革’句。满篇充满着刚阳之气,易被人与‘废立诏草’联在一起进行诬陷,故辞以‘乾卦字多,眼力不逮’,‘此中寒甚’为由,改写《伯夷颂》,以避其嫌。”这些分析也是很有道理的,故笔者在这方面不予赘议。
  其三,范仲淹晚年手书《伯夷颂》,是表明他忠义节操改革志向始终不渝的心迹,同时也寄寓着他激励同道不屈不挠继续奋进的愿望。
  因苏舜元之请写黄素,所以范公把手书《伯夷颂》寄苏舜元,后苏又转寄文彦博、富弼和杜衍等。他们都是“庆历新政”的积极支持者与参与者,如富弼,“新政”时任枢密副使,力主改革,与范公为革新事业并肩战斗。“新政”失败后,与范公同时遭贬。富弼离开青州,范公继任青州知州,以后有诗寄赠富弼,把富比作东晋时的谢安石,把青州比作东山,写道:“彦国才如谢安石,他时即此是东山。”(《石子涧二首》)范公写《伯夷颂》与此诗的心迹是一致的。再如杜衍,在庆历革新运动领导集团中他官位最高,与范仲淹同心同德,全力改革。“新政”失败,他即遭罢免,“衍为宰相才百二十日也”。皇祐二年(1050年)杜衍致仕,范仲淹任杭州知州,上《乞召杜衍等备明堂老更表》说:杜衍“直清忠尽,勤劳弼亮”,“可备三老、五更之选”。范公写《伯夷颂》与此表的心迹也是完全一致的。对此,方健先生有文章也写道:“仲淹晚年,疾病缠身,虽目力不逮,天寒地冻,在青州仍以黄素小楷一笔不苟地抄写了韩愈的《伯夷颂》,寄给时任京西转运使的著名书法家苏舜元,苏将这件书法精品分寄前宰相文彦博、晏殊、杜衍等,相继陆续题跋,表明庆历党人的心是相通的,其志节和操守也是坚定不移的……正如蔡襄所指出的:‘此书皆谤毁,艰难者读之,益以自信。’……当年,新政的策划与参与者,就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共同信念:改革大业生生不息,庆历新政虽罢犹辉。”方健先生的这些分析也是很有道理的。
  其四,范仲淹晚年手书《伯夷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文正公与韩愈有某些相近之处,朝代相隔而心相通。
  首先看其身世。范仲淹两岁而孤,四岁随母适朱氏。《宋史·范仲淹》本传写他,“少有志操,既长,知其世家,乃感泣辞母,去之应天府,依戚同文学。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韩愈则是三岁而孤,寄养堂兄家,由嫂子抚养。韩愈自知身世,“幼刻苦学儒”,苦读不已。
  再看其秉性与政治生涯。如上所述,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屡屡上书进谏,数度遭贬而不悔。韩愈亦刚正不阿,“发言真率,无所畏避”。唐德宗晚年,宫廷贱买民物,“宫市”之害严重,韩愈写数千言奏章以批评。德宗怒,贬韩愈为山阳令。元和(806—820)初,韩愈上书劝阻唐宪宗迎佛骨,宪宗大怒。韩愈幸免一死,被贬任岭南潮州刺史。三看其政治和文化主张及一生追求。韩愈倡导儒学运动和古文运动,要求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革新和创造,提出“文以载道”、文道合一的主张。《旧唐书·韩愈》本传说他,一生“大抵以兴起名教弘奖仁义为事”。范仲淹呢,也是一生重名教厉风节尚仁义。他更是政治改革家,领导了“庆历新政”。并且他与欧阳修一起提出了“宗经复古,振兴儒学”的学术主张和“文道并重,开拓创新”的文学主张。由此推论,范仲淹与韩愈的不少相通之处,也是他在逝世半年前手书韩愈《伯夷颂》的一个原因。
  综上所述足可看出,范仲淹晚年小楷恭书韩愈的《伯夷颂》送人传世,是深思熟虑的,而绝不是偶然所为。
  行文至此,很有必要把范仲淹《与苏才翁转运书》短语的句读辨析一下,以辨正误(见下图)。

 


  2012年出了一本书,名叫《范仲淹书〈伯夷颂〉》,其第6页作了标注;该书编者在151页“后记”中说过别人的标注错误后,写道:
  “笔者与山东大学儒学院赵睿才教授推敲后认为‘示谕写黄素为《乾卦》,字多,眼力不逮,且写《伯夷颂》上。呈:此中寒甚……’”
  原来的句读没有错,显然此标点法是错误的,其中“为”在上是多余的,只有在下方有用处;“上”与“呈”之间空格,是“上呈”人角度的变化,绝不是句读分开的标志。当然我对山大教授的标点法不敢掉以轻心,与中国范仲淹研究会的朋友们多次交流,没有认为这种句读法是正确的。近又请教山大李森教授,他发来《全宋文》该页照片,与我原来和众多范仲淹研究专家讨论的标点没有差异。范仲淹《与苏才翁转运书》的正确标点应当是:
  示谕写黄素,为《乾》卦字多,眼力不逮,且写《伯夷颂》上呈。此中寒甚,前面笔冻,欲重写,又恐因循。书札亦要切磋,未是处,无惜见教。


对范公手书《伯夷颂》资料的搜集与整理


  对于范公手书《伯夷颂》及其题跋资料的搜集、整理,到撰写成文章,一直到编纂成书,其中经历了很长的时间,费了很多的心血,回忆起来,真是百感交集,感慨万千。从而形成了以下三个“不容易”的深切感受。
  第一、资料搜集不容易
  众所周知,无论是物质建筑还是文化建设,搜集资料是基础性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资料,就难能构建相关的工程。
  对于青州三贤、尤其是对范仲淹资料的特别关注,这项工作起始于1986年,即我从事史志工作之初。那时,编纂《青州市志·人物卷》,其中就有范仲淹等众多历史名人,因此掌握范仲淹及三贤等众多人物的资料是必须做的工作。所以,作为市志主编的我必须广泛阅读,以争取掌握当时能够找得到的相关资料。但是由于时间紧促、编纂任务繁重,所以当时是难能调查和掌握更为丰富翔实的资料的。因此那时对范仲淹等三贤资料的搜集和掌握,只能是一些较为常见的、最基础性的资料。
  当然,这些起始性的工作也是相当重要的。有了这个起始,若是能够持之以恒坚持下去,就有可能获得良好的结果。所以,首修《青州市志》出版以后,我始终没有淡忘范仲淹等三贤资料的搜集,并且心里始终怀着完成一项文化任务的愿望。待到1991年5月20日,我应邀到邹平县参加山东省首次范仲淹思想学术研讨会,会上结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少学者,而会间收获最大的是得到了不少重要资料和相关书籍。其中,我高兴地得到了苏州市政协文史委等单位整理的《范仲淹史料新编》(沈阳出版社1989年7月版。范曾题写书名。)一书,《新编》中之“范仲淹手书《伯夷颂》题跋卷”的文字记载正是我到处寻找而还没有得到的,可以说,《范仲淹史料新编》为我研究范仲淹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佐证资料。
  之后,我在研究方志理论的同时,继续搜集青州三贤的资料并不断进行整编和探究。至2006年12月8日,应邀到北京参加中国范仲淹研究会成立大会,会上我被聘为中国范仲淹研究会理事。参加这次会议,最可喜的是得到了范仲淹30世孙范国强主编的4卷本《范仲淹研究文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一卷上就印有清乾隆年间范仲淹手书《伯夷颂》拓印本的原件,而且清晰可辨。我喜出望外,得到了进一步研究范仲淹的十分可贵的资料!
  再后,于2009年8月底,我应邀参加甘肃省庆阳市召开的范仲淹思想研究会,会上得到了《范仲淹全集》新的校点本(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全集》分为上中下三册,中册里的“跋文正公手书《伯夷颂》”,对于所有题跋都作了校点。这对于对照多种版本,明辨正确与错误,具有极好的参考价值。
  实践证明,搜集资料是何等的不容易!其中滋味只有亲历者才能有深切感受!可以说,这些资料的搜集和积累,为我完成《青州三贤》和《范仲淹知青州》两书的编著及后来的研究工作,打好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第二、整理编辑不容易
  对于有关资料费心劳力搜集到了,需要随时分门别类地整理和编辑。细致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也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所搜集到的资料,一方面不会符合自己原先的设想和意愿;再一方面就是所搜集的资料并不是自己最理想的最早得到,往往是自己整理编辑了最原始的资料之后,才又见到了较为理顺的资料。当然所搜集到的资料都不会白费气力,都有派上用场的时候。毛泽东主席有句话: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这就是说,只有认真扎实地做好资料工作的人,才有真切的感受和体会。
  像是对范仲淹手书《伯夷颂》资料的整理和编辑,就是经历了一个曲折艰苦的过程。那时,我首先得到的资料是苏州的《范仲淹史料新编》,书中印有范仲淹手书《伯夷颂》的拓片,还有历代题跋的绝大部分文字资料。对此我至为珍惜,而且细心阅读,后来又编辑打印成稿,费了很多周折。
  多年来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带着疑问读书。这样做的好处很多,最主要的就是能够解决原书中的某些差错,同时也能够促进自己多方面地学习,从而增长更多知识。当然,这样做也耗费了很多时间,不过这种耗费是完全值得的。我在整理《范仲淹史料新编》时作了大量的比照校勘工作,取得了极好的效果。像是为范仲淹手书《伯夷颂》题跋的人相当多,需要逐个核查正确,一点儿也马虎不得。例如:
  原《新编》中对杜衍生卒年的注释是这样:杜衍(978—1048)……我上眼一看,直觉上感到卒年有误,于是查了多种工具书,《辞海》无杜衍条目,《辞源》1514页:〖杜衍〗“⑴公元978—057”;又查了多样相关的《范仲淹研究文集》,其中“之三”40页写着:“杜衍(978—1057)”……只有这样多方面比照,才能确定正误,才能放心地写入论文中,踏实地载入著作中。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总之,努力争取做到:错误处纠正之,缺少处补充之,难明处注释之,疑问处暂存之。
  整理编辑资料是一件经常性的工作,期间有一个不断修正、不断提高的过程。例如整理好了《范仲淹史料新编》的资料以后,这些资料便成了我写作这方面论文的主要依据。2007年进入《青州三贤》全面编纂阶段的时候,对于范仲淹手书《伯夷颂》的相关资料,我又把整理的《新编》资料与《范仲淹研究文集》中的拓片资料做了详细地逐条对照,又纠正了不少错误。
  第三、研究论证不容易
  我对青州三贤、特别是对范仲淹的研究,都是经过了由近而远、由单项而全面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末,参加了中学语文课外读本《潍坊古今诗文选》的编写工作,对范仲淹在青州所写的4首诗作了阐释,还编写了3则轶闻故事。后来,我的《从范仲淹知青州看其晚年思想》一文,其中有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范仲淹在病逝半年前,楷书韩愈的《伯夷颂》,以自示其一生高洁、抑制奸臣贼子的凛然正气,这与他的整顿吏治的改革精神是一致的。这是他留在世上的‘为霞尚满天’的辉煌一照,‘其有功于世教大矣’!”
  至2006年,经过多年的全面研究,终于写成了《范仲淹手书〈伯夷颂〉初探》的论文,用了“初探”,说明有些问题尚未探析明白,还有待以后进一步探索。这篇论文分三个方面予以阐述。这篇论文在这一年的9月27日召开的全国“洛阳范仲淹思想研讨会”上宣读,后收入《范仲淹研究文集》(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至2009年,我的《青州三贤》(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到2012年12月22日,“第四届中国范仲淹国际学术交流大会”在北大召开,会上我进一步提出了“范仲淹手书《伯夷颂》是中华第一楷”的观点。当时综合了三个方面的理由:其一,范公虽然不是以书立世,但其书法却得到了同时代和后代人的高度赞扬;其二,对范公手书的题跋,其经历时间之长、题跋者之多,为世之所仅有;其三,范公手书《伯夷颂》,经过五次流失而又五次复得,实为世之惊罕之事。我的观点得到了很多与会学者的赞同。
  以上是我对范仲淹、特别是手书《伯夷颂》资料的搜集、整理与论述的全过程,对此记忆犹新。


五失五得如神护 青州又制黄素卷


  2006年洛阳会议以前,我对苏州本的范公手书《伯夷颂》的所有题跋,予以全面整理、详细阅读,一条条地排读、核定,知道范公手书《伯夷颂》自皇祐三年(1051年)十一月写好“贻京西转运使苏舜元”以后,至清末八百余年间,经历了五次流失而复得,实为世之罕事!对此笔者极有兴致,作了细致的探究与论证。
  (一)一失复得。元代李珩于大德四年(1300年)的题跋记述了这次失而复得的过程:范公手书后二百年间,“不知凡几传,至于贾秋壑。宋亡,北流于燕,逸斋李侯时为部侍郎,得之宝藏文府。大德戊戌,侯自两淮都转运使来守是邦,谒公祠下,求公之后人以与之”。并且赞之“侯盛德也”。之后,元代杨敬德于元泰定三年(1326年)和柯九思的题跋都记述到这次失与得的情形。柯九思赞评道:“人获遗书,如圭如璠。怀德不替,来归其孙。维魏公子孙,永保勿失。惇我风化,尚胙皇国。”
  (二)二失复得。元末王雝的题跋记述范公手书第二次失而复得的情况:李侯戡将范公手书归于范祠五六十年后,“明兵至,义庄祠宇俱为灰烬,此卷同罹此患,觊必不存。大宗孙廷珍、十世孙天倪复购之于军寨中”。王雝感慨地写道:“呜呼!公之灵在天,天祐其忠,俾公之手泽不泯于世,是知公之遗泽未艾也。”吴县知县胡文静写道:“得之复失,失之复得,若有以冥护之者。”
  (三)三失复得。王世贞的题跋有详细记述:元末明初范公手书失而复得,至明隆庆四年(1570年),“其后人主奉者不能守,作余质库中物者十年矣”;至万历八年(1580年)“初夏,悉理散帙……因举此二卷以归主奉,且不取价”。范公手书《伯夷颂》又归于范氏。范公第十六世孙、南京太仆寺卿惟一,题跋记述两次失而复得的过程及其感慨:“先文正公手书《伯夷颂》,自李总管戡归吾范氏,迄今将三百年而复得。王大理世贞不索质镪而归之,诚是义事。夫当吾世而为不肖子孙,所质且久而不知其事,何能无罪?因识数语卷尾以归掌守者,并示后人世宝藏焉。”朱勋题跋又赞之:王世贞“与李总管先后一辙,称盛德事”。
  (四)四失复得。清康熙间江苏巡抚商丘宋犖(luò)的题跋,追述范公手书前三次失而复得后,又记述第四次的失而复得:王世贞将范公手书归于范氏后,“未久,主奉者不戒,复失去,为云间贰守朱勋追得,复归祠中。今岿然无恙,信有神物呵护其间也”。觉罗雅尔哈善与浦起龙提赞:“范公所书《伯夷颂》,沧桑递变,手泽犹新,岂非以其人乎?”
  (五)五失复得。范公二十四世孙来宗题跋记述其详:至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春二月,“主奉仪炯家壁邻延烧”,手卷化为灰烬。幸有钩摹,至嘉庆三年(1798年)“刻石始竣”。后经战乱,《伯夷颂》碑断字残。再后,二十五世孙学炳于同治五年(1866年)题记说:又访得坊间李氏珍藏《伯夷颂》帖,系乾隆年间原拓,“装缀四册,卷页全璧”,又“购之以归义庄”并感叹道:真乃“神灵默佑合浦珠还”!第二十六世孙端信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题跋:“戊申之春,重建岁寒堂落成,族人请刊于石。乃出是拓,校对旧碑,计遗失百余字,缺损数十字,付镌民手,钩摹补泐,砌诸堂壁。”
  范公手书《伯夷颂》,五失而复得,奇矣哉!“信有神物呵护”也!
  多年来,我对青州三贤的资料多方面搜集,特别是对范公手书《伯夷颂》的资料更是倍加留心。到2009年,我的《青州三贤》(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其中单设“范仲淹手书《伯夷颂》及题跋”一个标题,把全部题跋文字和注释印于书中,题跋拓片只从范国强主编的《范仲淹研究文集》里选取部分插于文字之间。同时把我多次修改的《范仲淹手书〈伯夷颂〉初探》论文也收录书中。这本书于2009年在青州新希望彩印有限公司印制。
  青州新希望彩印有限公司负责人周建林由此而得到信息,便产生了印制范公手书《伯夷颂》的构想。他并且与我交流,欲组织成立青州范仲淹研究会的想法。这是我非常高兴和深感兴趣的一件事情,我知道,凡是范仲淹为官的地方唯有青州没有成立研究会,我多年呼吁,就是没有挑头者,周建林敢于担当的精神给我很大鼓舞。所以也非常支持他印制范公手书《伯夷颂》长卷,把范国强主编的《范仲淹研究文集》的全部拓印给他参考,我《青州三贤》中“题跋者”简介注释、《范仲淹手书〈伯夷颂〉初探》、范仲淹在青州的诗文解读等资料全都具备。周建林同志就是以此为主要资料,于2012年印制了黄素长卷,出版了《范仲淹书伯夷颂》的资料汇编。
  2012年12月21日至23日,我带领建林同志到北大参加“第四届中国范仲淹国际学术交流大会”,原未报名,多费周折,才能与会。会间,我与建林同志拜会中国范仲淹研究会会长范国强,说明印刷厂周建林厂长准备成立青州范仲淹文化研究会,范会长十分高兴。会上我提出“范仲淹手书《伯夷颂》是中华第一楷”的观点,得到不少与会学者的认可。可能因黄素绢刚印制出来不久,建林同志十分珍惜,未能带到大会上观瞻,甚是可惜!   (张景孔)


编辑:今日青州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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