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州，历史悠久，地灵人杰。据考，
青州历代进士155人，状元6人，官至宰相者13人。像辅弼重臣公孙弘、王曾、王文统、刘珝、冯溥；清官良将钟羽正、曹珖、房可壮、张所、邢玠；文坛巨擘燕肃、于钦、郦道元、李成等青州名人，灿若星辰，枚不胜数。
人才源于教育。青州的教育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时期就兴办私学。孔子、孟子、荀子、墨子等先贤大哲都曾游学于青州(齐地)，为青州教育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战国时，齐王在今青州市与临淄区交界处的稷山创办“稷下学宫”，这是历史上创办较早的官学。在这所官学中，各种学派并立，百花竞放，百家争鸣，成为当时发展文化、繁荣学术的中心。学宫中主要的学派如道家、阴阳家、法家、儒家、名家等，都对后世的文化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道家是很有影响的学派，它融合法家、儒家、阴阳家等学派的思想，形成了以“因道全法”为特点的黄老(即黄帝、老子)学派；还有一派叫宋(钘)、尹(文)学派，他们在学宫中都列居优势地位。
阴阳家融合了“五行”学说和“阴阳”学说，以“五行生胜”的理论来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历史现象，一直影响着后世，直到今天还为研究易学的人所信奉。
法家也是重要的学派，它与道家、儒家融合，“引道入法”，道法并提，以宣扬符合当时政治风云变化的法治为主，主要代表人物有田骈、慎到等。
儒家的鼻祖孔子去世后，儒家思想依旧非常活跃，以孟子和荀子学派的影响为最大。孟子在齐地游学30多年，潜心研究孔子的仁学观，吸收稷下道家的思想，提出了“性善论”，成为儒家的二号人物。孔孟之道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治国安邦的理论精髓。
随着社会的交替，事物的名称与事实产生了矛盾，出现了“名实相怨”的现象。一批致力于名词、概念、语义研究的学者，被后世称为名家。儿说、田巴等人为稷下名家的主要代表人物。
此外，稷下学宫还有墨家、农家、兵家、纵横家等，他们各有观点、各有建树。可以说，稷下学宫在中国的教育史上、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秦统一中国后，官府以法治教育为主，实行吏师制，取消了学校教育，青州地域也不例外。但因历时较短，未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
汉朝以秦为鉴，重视学校教育，开创了太学和郡国学，“独尊儒术”，推行教化。汉武帝曾颁诏“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当时的青州是刺史部，辖多个郡国，郡国学校自然不止一个。今天的青州市，在当时属于北海国，北海相孔融十分重视教化，专门设立郡国学校，并邀请著名经学家郑玄等名士到学校讲学。学校的教师由文学官充任，称做“文学祭酒”、“文学师”、“文学椽”或“文学主事椽”。学生称为“文学弟子”。
汉代还创设了义学，即以宗族公款或以募捐建立的学校，也称为私塾，主要是招收贫寒子弟入学读书。汉代的另一种教育形式是“经师讲学”，即由居官教授或名儒自立“精舍”，隐居教学，实际上就是私立学校。这种学校有的多达数百或数千名学生，如郑玄年轻时就曾向大儒马融求学。后来，郑玄为师游学时，曾有上千名学生跟随他学习。再如青州人公孙弘，四十岁才投到胡毋生门下，学习《公羊春秋》，几年后，成为颇有名气的学者，六十岁被汉武帝拜为宰相。这些事实，可以管窥出当时青州教育的盛况。
到了战乱频繁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青州的教育也没有间断。建都广固城的南燕国皇帝慕容德，虽然是鲜卑族，仍十分重视教育，他颁诏在京都设立太学，“犹置博士弟子二百余人”，同时鼓励地方办学，培养人才。
隋朝统一中国后，创立了科举教育。唐朝沿袭隋朝的科举制度，在中央设立国子监、太学、四门学。地方上的府、州、县、乡、里各级机构都设立学校，并允许私人办学。教学内容以《五经正义》为教材颁行天下，鼓励读经习礼、涵养德性，同时开设书学、算学、医学、律学等，培养各方面的人才。咸亨年间(670至674)，青州开始在文庙兼设儒学。李白、杜甫都曾应北海太守李邕之邀，游学青州。
宋朝沿袭并发展了唐朝的教育制度，教学内容在开设经、书、算、律、医学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武学、画学等。地方上除设路、州、县等学府之外，又附设小学、社学，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同时，举办冬学，利用农闲的时间，由穷书生教习农民子弟读书。青州作为京东路，辖管六县，各类教育齐全。
书院产生于五代，盛于宋初。它以研究儒家经籍为主，同时议论时政，多采用个别钻研、相互提问、集体讲解相结合的绕道教学方法。青州的书院创办较早，著名的三元宰相王曾，就曾就读于矮松园(今青州一中院内)。王曾任青州知州期间，重视教育，拨30顷土地、修120间房舍，建起了州学，每年拨30万两白银的教育经费，并聘请知名学者为教授，广泛培养人才。王曾的作为得到朝廷的褒奖，据《益都县图志》记载：“宋仁宗初立州学，儒学以青兖为最先”。说明青州儒学教育的兴盛，得到了皇家的认可。天圣九年(1031)春，宋仁宗应青州知府王曾之请，颁九经(即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五经：礼、易、诗、书、春秋)于州学，并诏示各州以青州为榜样大办儒学。不难看出，青州的儒学教育，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
元朝也重视教育，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颁令各路劝农立社。凡各县所属村庄，每50家为一社，每社设小学1处，择通晓经书者为师，农隙使农家子弟入学读书，并于青州设益都路府学，供学子们深造。但因后期战乱频繁，学府或书院多被战火焚毁，教育遭到严重破坏，致使当时的人们只悉战事、而不闻礼乐教化。
明朝相当重视教育。明初沿袭宋、元的旧法制，提倡程朱理学，倡扬儒学教化，颁布《五经四书大全》，令各级在校生员诵习。明朝前、中期，学校、科举、杂流三途并行，教育较为发达。
洪武五年(1372)，青州知府李仁，徙建青州府儒学于太虚宫故址(今偶园商场附近)。后经增修，使庙、校成为一体。校园四周是宫墙，中间设棂星门，门前设两座石牌坊。坊门的楹联很有讲究，左边是提倡风化的“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右边是重视文化教育的“删述六经，垂宪万世”。北面是大成门，左右两边分别为名宦、乡贤二祠；大成殿东西两侧，各有厢房9间。大成殿的后面为明伦堂、崇圣祠；明伦堂左右两边，分别为教授、训导的住宅及志道、据德、依仁、游艺等四斋；四斋的东南角为文卷房，储藏着文籍。学校设教授1人，训导4人。“凡教事，教授掌之，训导佐之”，教师分工十分明确。学生分三等：一等为廪膳生，40名，由官府补贴膏火费用；二等为增广生，40名，生活费自备；三等为附学生，不仅生活自理，而且生员没有定额。
洪武十年(1377)，益都县知县黄正德，将城内西南隅的县儒学迁往城东北隅的海防同知署左侧(今青州宾馆附近)。其规制略同于府学，也是庙、校一体，中间为大成殿，殿后面为明伦堂，旁列博文、约礼二斋，是供学生学习的地方。明伦堂后面是教谕、训导的斋所。号舍，也就是考棚，在东厢房的后面。县儒学设教谕1人，训导2人。廪膳生20人，增广生29人，附学生同样没有定额。廪膳生每两年贡1人，岁、科各取文童15人、武童12人。儒学的经费来源靠学田地租，据旧志记载，万历四十三年(1613)，府儒学有学田762亩，年收租银60两。据嘉靖《山东通志》记载，益都县儒学有“学田一顷六十四亩”。
儒学教育虽然兴盛，但因教学内容局限于科举应试，又加上教学形式僵死，儒学逐渐被形式灵活的、以授实学为主的书院所代替。成化五年(1469)，青州知府李昂审时度势，移名宦祠于矮松园内，将矮松园改称名贤祠。同时，在祠前建有思齐、仰止二斋及藏修、游息二轩，“延四方有学行者居之以为师，檄属邑子弟知乡方而愤孤陋者，教育于此”。此为最初创办的松林书院。
隆庆年间，松林书院易名为凝道书院。松林书院设山长1人，主持教事。招收经童试合格的生员攻读“四书”、“五经”、学作制艺，以备应考，称为“童生常课”。同时，组织已入学的秀才定期来书院听讲，由教授批阅秀才的文章，每月举行一次考试，成绩获前两名者，发给膏火费，以资奖赏。这种教学形式，叫做“文生月课”，主要是应付三年一度的乡试。松林书院为府办书院，其经费由府署统筹，各属县集资缴纳。
正德九年(1514)，青州佥事牛鸾在府治的西面建立崇义书院。万历四十一年(1613)，按察司副使高第、青州知府王家宾，将布政司公署改建为云门书院。明代阁老刘珝、名臣钟羽正等都曾在青州府的书院读过书。
社学在明代也十分盛行，洪武八年(1375)，朝廷诏令社学延师以教民间子弟，兼读“御制大诰”和“本朝律令”。弘治十七年(1504)，复令各府、州、县设立社学，要求民间15岁以下的儿童送入社学读书，学习婚冠丧祭礼节等知识，学有所成者，可补做儒学生员的资格。嘉靖年间，益都县3处社学较为出名，一处在南门里，一处在北关西街，一处在金岭镇(今属淄博市)。
清初，基本承袭明代的教育体系，大兴书院教育。青州的书院教育非常兴旺，康熙十一年(1672)，青州府佥事郑牧民重建府学。康熙三十年(1691)，青州道员陈斌如、知府金标重建松林书院。康熙四十三年(1704)，青州知府张连登在松林书院设社学，后人为纪念张连登的政绩，将社学改为张公书院。康熙五十六年(1717)，按察使黄炳捐俸、知府陶锦督建宏远书院。康熙五十八年(1719)，府署在府治南建容保书院。
乾隆十四年(1749)，知府王如玖增修青州府学。道光二十六年(1846)，知府李廷扬增修松林书院。明清以来，青州境内的书院多达十几处，主要有白龙洞、青州道、松林、凝道、崇义、云门、张公、汪公、宏远、容保、旌贤、海岱等书院。
清代青州的儒学也很兴盛，府级儒学设教授、训导各一人。嘉庆年间，青州驻防满营添设生员名额，满族子弟可由营署送到府学考试，考中的学生可入旗学读书，其名册由府学掌握。清代除设立府、州、县学之外，还在乡间设置社学。不过，青州境内的社学较少，只有康熙时期的青州知府张连登在松林书院办的一处社学，原因是自咸丰以来，境内官办的义学渐多，完全取代了社学。
据旧志记载，清代的官办义学相当盛行。康熙末年，青州设有府办义学一处，附设在知府陶锦督办的宏远书院内。县办义学较多，自咸丰十年(1860)始，益都县令徐顺昌先后在县城中的梓潼庙、白衣庵、东关、北关创办了4处义学。同治八年(1869)，知县华钧在城外的附郭、赤涧、五里堡、朱崖、南仇、张赵、朱良、口埠、谭家坊、郑母等村镇设立了官办义学12处。义学设塾师1人，另设监学绅董2人，帮助塾师督责学务。塾师由学校绅董推荐，经县儒学署核准后聘用。每年开学时，塾师均由知县接见。塾师汇报在校的学生人数，领取当年的“十二月课程格本”，也就是教学计划。之后，塾师按月填报学生的功课情况，以备监学绅董的考核。考核之后，凡学有进步者，均由县里奖励食品或文具，以资鼓励。县义学的章程规定，县城义学的学生最多不得超过30名，最少不得低于16名。乡村义学的学生，最多不得超过30名，最少不得低于12名。学习程序按照《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进行，先读《小学》，次读《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孝经》，再读《易》、《书》、《诗》及三礼(仪礼、周礼、礼记)、三传(左传、公羊传、毂梁传)。义学的经费由官府筹集。同治八年(1869)，知县华钧筹得的学费年得息银是144两，分配给城里的四处义学使用。乡村义学的经费，由县办盐务部门捐拨，从而保证了义学的正常开支。
几千年来，无论是太平盛世，还是战乱年代，青州的教育始终没有间断过，并且总是朝着前进的方向发展。正因如此，才使青州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才使青州人才辈出，才使青州成为了地灵人杰的海岱明珠。 （刘继孔）
编辑：今日青州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