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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史上一奇观
来源:今日青州网      时间:2015-05-28 16:48:32      
内容摘要:——范仲淹在青州手书《伯夷颂》□ 张景孔 文 张建海 摄(皇祐)三年辛卯……公以户部侍郎知青州……冬十有一月戊申,有写黄素《伯夷颂》⑴ ——题记 范仲淹于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以户部侍郎知青州,充淄、潍


——范仲淹在青州手书《伯夷颂》
□ 张景孔/文 张建海/摄
 
(皇祐)三年辛卯……公以户部侍郎知青州……冬十有一月戊申,有写黄素《伯夷颂》⑴         ——题记
  范仲淹于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以户部侍郎知青州,充淄、潍等州安抚使。范公在去半年前,在青州正楷恭书唐代韩愈写的《伯夷颂》,流传于世。自此而后,从北宋一直衍及清末,历代题跋不断,称赞不衰,堪称中国法书史上一奇观。这是为什么呢?范公手书《伯夷颂》,有什么深远的影响及其历史和现实意义呢?对于这些问题,人们或有疑问或有议论,但未能予以全面探究,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予以初步探讨和分析。

范公手书《伯夷颂》的过程及其题跋
 
北宋皇祐三年(1051年)冬,蔡州知州兼京西转运使苏舜元请范仲淹书《乾卦》。范仲淹没有写《乾卦》,而写了《伯夷颂》,“冬十有一月戊申,有写黄素《伯夷颂》,寄京西转运苏才翁和文潞公、杜祁公、富郑公”⑵,并于书后有附言致苏舜元:“示谕写黄素,为《乾卦》字多,眼力不逮,且写《伯夷颂》上呈。此中寒甚,前面笔冻,欲重写,又恐因循。书札亦要切磋,未是处,无惜见教。”⑶范公写黄素《伯夷颂》,苏舜元、文彦博、杜衍、富弼等四公皆有题跋。自此之后,便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特别是书法史上非常奇特而罕见的现象。其奇特,笔者以为最少有以下三端。
  其一,范公不以书法名,但其书法却得到了同代人和后来人的高度评价。同代人文彦博诗评:“范墨韩文传不朽”;富弼诗评:“苏家能事复何如”;晏殊诗评:“精妙极双金”;杜衍诗评:“希文健笔抄韩文”⑷……北宋以后,称赞者亦多。宋元间人牟应龙评曰:“文正公所以师表百世者,固不在书,然笔法之妙,自足追媲古人。故苏公号称能书者亦从公求之,以为珍玩焉。书此书时,已六十有三,距公薨时一年耳(应是半年——笔者注)。而楷法谨严,一笔不苟如此,真可敬而仰哉。”元代人何九思评曰:“范文正公书唐韩子《伯夷颂》真迹,笔意精严,动合法度,有晋人之遗风。”明代刘良评曰:“笔意精妙,清古入神,虽钟王颜柳不过也。”清代宋犖评曰:“文正公为有宋第一流人,固不以书名,而此书谨严有法度,一笔不苟,世之善书者或莫及焉。”清于敏中“奉敕敬题”以诗评曰:“四家北宋谁齐轨,(北宋四大家书法虽未及范,然文正德行事业,苏、黄且犹不逮,何论襄、芾。——原注),三绝东方漫擅名”(山东陵县有颜真卿大书东方朔像赞碑,昔人目为三绝,谓曼倩滑稽,犹非杰出,此卷庶足当之。——原注)⑸。赞评还有很多很多,此仅举数例以明其意而已。
  其二,对范公手书的题跋,其历时之长、题跋者之多为世之仅有。从《跋文正公手书〈伯夷颂〉墨迹》收录的内容看,最早的题跋者为文彦博,即范公手书后“三十有七日”,亦即皇祐三年(1051)十二月某日。最后一则为“二十六世孙、文正书院主奉端信谨跋,吴县后学尤先甲敬书”,时为“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和月”⑹。从北宋衍及清末,题跋历时八百余载。再者,据不完全载录,为范公手书《伯夷颂》题跋者不下一二百人。其中不乏历代名臣重吏,如贤相文彦博、富弼、晏殊、杜衍等;也有奸相,如秦桧、贾似道等。有著名书法家,如宋之蔡君谟、苏才翁,“皆临池老手”;元之赵孟頫,工书法,人称“赵体”。甚至乾隆皇帝也几次题诗褒扬:“韩辞范楷伯夷躅,俱是千秋第一流。”由此可见,对范公手书《伯夷颂》题跋者之多,历时间之长,真乃中国历史、特别是书法史上的奇特现象。岂不令人惊叹不已!
  其三,范公手书《伯夷颂》,五次流失而又五次复得,实为世之罕事。从题跋可知,范公手书《伯夷颂》至清末八百余年间,经历了五次流失而复得,何其异哉?(一)一失复得。范公手书后二百年间,“不知凡几传,至于贾秋壑。宋亡,北流于燕,逸斋李侯时为部侍郎,得之宝藏文府。大德戊戌,侯自两淮都转运使来守是邦,谒公祠下,求公之后人以与之”。(二)二失复得。李侯戡将范公手书归于范祠五六十年后,“明兵至,义庄祠宇俱为灰烬,此卷同罹此患,觊必不存。大宗孙廷珍、十世孙天倪复购之于军寨中”。(三)三失复得。范公手书元末明初失而复得,至明隆庆四年(1570),手书流入王世贞质库中。至万历八年(1580)“初夏,悉理散帙……因举此二卷以归主奉,且不取价”。范公手书《伯夷颂》又归于范氏。(四)四失复得。王世贞将范公手书归于范氏后,“未久,主奉者不戒,复失去,为云间贰守朱勋追得,复归祠中”。(五)五失复得。至清乾隆六十年(1795)春二月,主奉家失火延烧,手卷化为灰烬。幸有钩摹,至嘉庆三年(1798)“刻石始竣”。后经战乱,《伯夷颂》碑断字残。后又访得坊间李氏珍藏《伯夷颂》帖,系乾隆年间原拓,“装缀四册,卷页全璧”,又“购之以归义庄”⑺。奇矣哉!无怪不少题跋者不胜感叹:此卷“屡失屡得,信有神物呵护”,“神灵默佑合浦珠还”云云!
范公为什么不书《乾卦》而书《伯夷颂》
 
苏才翁善书,深服范公楷法之妙,请范仲淹写《乾卦》,范公以“《乾卦》字多,眼力不逮”为由,“且书《伯夷颂》上呈”。这是为什么呢?《乾卦》比《伯夷颂》字多,这是实际;范公晚年“日增疾恙”,“力不支持”,也是实情。但笔者以为,其根本原因并不在此,这需从范仲淹的人生轨迹及其晚年思想作具体分析,方能找到合理的答案。
  其一,范仲淹一生重名教尚风节,《伯夷颂》所倡导的精神与他的思想是一致的。首先,我们从范仲淹的诗文里可以看出他重名教尚风节的一贯思想。他在早年曾写过一篇《近名论》,说:“先王以名为教,使天下自劝。”又说:“不使近名,则岂复有忠臣烈士为国家之用哉!”他还在《说卦·第二章》中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他为地方官时,修严子陵祠堂,并为之写《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记中有言:“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而使贪者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⑻。范仲淹的不少诗歌也反映了他的这一名节思想。“清名高节老乾坤”;“高节见直清,灵心隐虚白”⑼。范仲淹知青州时,他登上南楼,写了《南楼》五言古诗:“南楼百尺余,清夜微尘歇。天会诗人情,遗此高高月。”登上表海楼,写了《登表海楼》诗,其中有句:“好山深会诗人意,留得夕阳无限时。”这都是抒发了他晚年的“名节”情怀。他临终前,在《遗表》中更在首句即书:“臣闻:生必尽忠,乃臣节之常守”。
  其次,从同时代人或后代人对他的评价看,都推崇他重名教尚风节的思想和人格。范公手书《伯夷颂》后,文彦博题跋:“范墨韩文传不朽,首阳风节转孤高”;杜衍题跋:“宁止一言旌义士,欲教万古劝忠臣”;贾昌朝题跋:“范希文好谈古贤人义节,老而弥笃”。韩琦说他:“贰机政,陪宰席,宏谋大策,出于仁义。”⑽富弼说他:“自始仕慨然有康济之志,凡所设施,必本于仁义。”⑾范公之后,改革家王安石在《祭范颍州文》中说:“呜呼我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⑿南宋大理学家朱熹说:“至范文正时,便大厉名节,振作士气,故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又说:“宋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公作成起来”⒀。《宋史·范仲淹》列传写他:“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直至晚年,范公重名教尚风节一如初衷,未曾稍易。唐代韩愈在《伯夷颂》中借以发挥的一番议论:“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这些议论正与范仲淹一生重名教尚风节的思想和行为相吻合。因此,程应鏐先生在著作中分析到范公手书《伯夷颂》这一事情时写道:“仲淹相信自己的一生就是如此。楷书这篇颂,实际上也是自我的表白。”⒁河南伊川范章先生有文谈到这一问题时,也很动情地写道:“这不正是对文正公的具体写照吗?文正公(就)是‘理或当言,死无所避’,‘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多次遭到当政者非之,而仍然‘力行而不惑’啊!”范文还引申说:“文正公取人气节,往往取其可取之一端,如取严子陵之‘不贪’一节,而又绝不赞成他的消极避世之为……他对伯夷也会(是)赞成其特立独行的节操,但决不是赞成其拦马谏武王伐纣一节,因为他是赞成汤武的‘以有道伐无道’的。”⒂
  其二,范仲淹晚年手书《伯夷颂》,还有他的一点由衷的心曲。对此,范章的文章分析了文正公“是为了避嫌”的一面,他在文章中这样分析:“庆历四年他主持推行新政时,夏竦阴使女奴习石介书,伪作石介为富弼撰《废立诏草》,要废掉仁宗。企图‘陷害石介、富弼,累及仲淹’。‘飞语上闻,仁宗生疑’,庆历新政也因之失败。所幸仁宗处事谨慎,不像唐宪宗,才使他与富弼等未蹈王伾、王叔文覆辙而保住了性命。此后便言行更加谨慎。因此,皇祐三年(1051)十一月,他在青州任上,京西路转运使苏才翁请他写《乾卦》,但此卦中有‘或跃在渊,自试也’,‘或跃在渊,乾道乃革’句。满篇充满着刚阳之气,易被人与‘废立诏草’联在一起进行诬陷,故辞以‘乾卦字多,眼力不逮’,‘此中寒甚’为由,改写《伯夷颂》,以避其嫌⒃。”这些分析也是很有道理的,故笔者在这方面不予赘议。
  其三,范仲淹晚年手书《伯夷颂》,是表明他忠义节操改革志向始终不渝的心迹,同时也寄寓着他激励同道不屈不挠继续奋进的愿望。因苏舜元之请写黄素,所以范公把手书《伯夷颂》寄苏舜元、文彦博、富弼和杜衍。他们都是“庆历新政”的积极支持者与参与者,如富弼,“新政”时任枢密副使,力主改革,与范公为革新事业并肩战斗。“新政”失败后,与范公同时遭贬。富弼离开青州,范公继任青州知州,以后有诗寄赠富弼,把富比作东晋时的谢安石,把青州比作东山,写道:“彦国才如谢安石,他时即此是东山。”(《石子涧二首》)范公写《伯夷颂》与此诗的心迹是一致的。再如杜衍,在庆历革新运动领导集团中他官位最高,与范仲淹同心同德,全力改革。“新政”失败,他即遭罢免,“衍为宰相才百二十日也”。皇祐二年(1050年)杜衍致仕,范仲淹任杭州知州,上《乞召杜衍等备明堂老更表》说:杜衍“直清忠尽,勤劳弼亮”,“可备三老、五更之选”。范公写《伯夷颂》与此表的心迹也是完全一致的。对此,方健先生有文章也写道:“仲淹晚年,疾病缠身,虽目力不逮,天寒地冻,在青州仍以黄素小楷一笔不苟地抄写了韩愈的《伯夷颂》,寄给时任京西转运使的著名书法家苏舜元,苏将这件书法精品分寄前宰相文彦博、晏殊、杜衍等,相继陆续题跋,表明庆历党人的心是相通的,其志节和操守也是坚定不移的……正如蔡襄所指出的:‘此书皆谤毁,艰难者读之,益以自信。’……当年,新政的策划与参与者,就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共同信念:改革大业生生不息,庆历新政虽罢犹辉。”⒄方健先生的这些分析也是很有道理的。
  其四,范仲淹晚年手书《伯夷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文正公与韩愈有某些相近之处,朝代相隔而心相通。首先看其身世。范仲淹两岁而孤,四岁随母适朱氏。《宋史·范仲淹》本传写他,“少有志操,既长,知其世家,乃感泣辞母,去之应天府,依戚同文学。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韩愈则是三岁而孤,寄养堂兄家,由嫂子抚养。韩愈自知身世,“幼刻苦学儒”,苦读不已。再看其秉性与政治生涯。如上所述,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屡屡上书进谏,数度遭贬而不悔。韩愈亦刚正不阿,“发言真率,无所畏避”。唐德宗晚年,宫廷贱买民物,“宫市”之害严重,韩愈写数千言奏章以批评。德宗怒,贬韩愈为山阳令。元和(806—820)初,韩愈上书劝阻唐宪宗迎佛骨,宪宗大怒。韩愈幸免一死,被贬任岭南潮州刺史。三看其政治和文化主张及一生追求。韩愈倡导儒学运动和古文运动,要求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革新和创造,提出“文以载道”、文道合一的主张。《旧唐书·韩愈》本传说他,一生“大抵以兴起名教弘奖仁义为事”。范仲淹呢,也是一生重名教厉风节尚仁义。他更是政治改革家,领导了“庆历新政”。并且他与欧阳修一起提出了“宗经复古,振兴儒学”的学术主张和“文道并重,开拓创新”的文学主张。由此推论,范仲淹与韩愈的不少相通之处,也是他在逝世半年前手书韩愈《伯夷颂》的一个原因吧。
  综上所述足可看出,范仲淹晚年小楷恭书韩愈的《伯夷颂》送人传世,是深思熟虑的,而绝不是偶然所为。

范公手书《伯夷颂》的意义及其影响
 
范公手书韩愈的《伯夷颂》,从政治和教化的角度看,在中国书法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它所产生的影响是任何一件书法作品不能与之相比的,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切实的现实意义。
  其一,范公手书《伯夷颂》,是他人生历程、精神人格的最后完美。我们知道,范仲淹在皇祐四年(1052)初离开青州,便逝于赴任颍州的路上——徐州。范公知青州,是他人生历程的最后一站,是他从政为民的最后一个舞台。在青州,他胸怀黎庶,改革税制;他奏开官仓,赈灾救民;他举荐人才,忧国为民;他上书皇帝,心怀社稷;他优游青社,咏诗抒怀……这一切,都是与他手书《伯夷颂》的情怀相表里的。他手书《伯夷颂》,是他一生重名教尚风节的又一真实写照,是他改革吏治抑制奸臣贼子凛然正气的再次展现,是他洁身自好始终如一的高尚情操的璀璨闪光。“不知青社挥毫日,得似天章论道时”。范公在青州手书《伯夷颂》,是与他的一生所作所为相一致的。可以这样说,范公手书《伯夷颂》,与他晚年在青州的作为,以及和他在《遗表》中所表现出来的高风亮节和忧国忧民的情怀,是他伟大人生和不朽精神境界的最后升华。
  其二,范公手书《伯夷颂》,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先从教化之义看。以上已经分析,范公手书《伯夷颂》的要旨在尚风厉节。由此观之,其教化意义就不是一般书法作品所能相比的。有的题跋者就清楚地写到了这一点,以诗评说:“韩辞范笔照千龄,扶植纲常似六经。日月争光宜下拜,莫将比眼对兰亭。”(17)王羲之《兰亭集序》只是在书法上的影响,而范仲淹手书《伯夷颂》则是对后世“扶植纲常”的作用可谓至大矣!再从手书本身看。上文已述,范公所以为百世之师者,固不在书,但其手书却得到了历代很多人的称赞。有人评说:“范文正公书落笔痛快沉著,极近晋宋人书法。时苏才翁笔法妙天下,不肯一世。人惟称文正公书与《乐毅论》同法。老年观此书,乃知用笔实处是其最工,想其钩指回腕皆优入古人法度中。”(18)可见,仅从书法的角度看,也是有很高的研究价值的。三从文物角度看。清康熙年间,范公祠中所藏墨迹除手书《伯夷颂》外还有八种,即:唐懿宗赐文正公四世祖柱国诰、宋哲宗赐恭献公拜给事中诰、宋哲宗赐忠宣公御书、文正公与尹师鲁二帖、文正公道服赞、忠宣公札子、忠烈传芳卷(徽宗赐文正祠额)、东溪书舍卷。“展阅诸卷,定当以《伯夷颂》为第一”(19)。原件何其贵!今存虽系“乾隆年间原拓”,亦是弥足珍贵的啊!
  其三,范公手书《伯夷颂》,使重名教倡节义之风承前启后、世代不衰。上文已述,范仲淹一生尚儒学重名教厉风节,晚年手书《伯夷颂》,是他这一光辉人格和思想的最后展现,在中国思想史上确实是前承先贤下启来者的。正如明代御史胡文静题跋说:“君臣大经,犹天高地下,非可以人力移易者。是以武王八百国精兵,可以灭商家六百年社稷,而不可灭二子扶植纲常……世降战国,生民涂炭已极,孟轲氏以仁义之师讽论当时……后世以争战定天下……二子之论几灭。此昌黎韩公又违众自是,特为之颂;文正范公又违众自是,特为之书。”[20]因此说,范公书此,“实为天下万世纲常计”,“其为万世之虑也深矣”!的确如此,范公之人格,范公之精神,范公之思想,确实有益于千秋万代,直至当今。在大力倡导反对腐败建设廉明政治的今天,提倡重名教尚风节,对于干部洁身自好、提高素质、廉洁奉公,也是很有意义的。提倡重名教尚节义,对于提高国民素质、构建和谐社会,同样也是很有意义的。
  总之,文正公晚年知青州,在其逝世前半年手书《伯夷颂》,这是他一生重名教厉风节尚纲常思想和行为的进一步展现,是他人格和精神的又一次辉煌闪耀。范公手书《伯夷颂》连同他的思想是留给世人的一份非常珍贵的精神财富。这一财富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的继承发扬和光大,这一财富是中华民族能够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所在。“特立独行”,“崪乎泰山,巍乎天地”者,范公!“昭乎日月”,“穷天地,亘万世”者,范公精神!
【注释】
      ⑴⑵《范文正公全集·年谱》。
      ⑶《范文正公集·补编一》,《苏才翁转运》。
       ⑷⑸⑹⑺⒄⒅⒆⒇《范仲淹史料新编·跋文正公手书〈伯夷颂〉墨迹》,沈阳出版社1989年版。
  ⑻《范文正公全集》卷8。
  ⑼《范文正公全集》卷一《灵岩寺》、《寄题孙氏碧鲜亭》。
  ⑽韩琦《范文正公奏议·序》。
  ⑾富弼《范文正公墓志铭》。
  ⑿《王临川全集》,上海新文化书社1935年版。
  ⒀朱熹《朱子家语》129。
  ⒁程应鏐《范仲淹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⒂⒃⒄范章与方健文章均见《范仲淹研究文集》之三,新亚洲文化基金会编印。




范仲淹手书《伯夷颂》及乾隆皇帝题诗



富弼为《伯夷颂》手书题诗



清乾隆为《伯夷颂》手书题诗



乾隆为《伯夷颂》手书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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