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贤祠院内，澄清轩之后，宋槐之侧有幢石碑，碑的题额为“范公台”。笔者在《青州三贤》一书中曾予以收录和说明：此碑宽97厘米，高49.5厘米，厚14厘米。“范公台”三字为隶书，端庄圆润，清晰可辨。李奉翰书丹。
  石碑虽不高大，位置也不显眼，只占轩后一隅，但却有着不寻常的经历，曾经引起古代名人以及不少今人的关注，或赋诗，或书文，或著录。总起来说，人们对于碑刻的重视以及所作所为，都为弘扬青州的历史文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关于范公台，有一本碑刻著录上写道：“碑右上角刻有印章一方，左下角刻有印章两方，附图于下，供识者辨印文，可知书写人。”笔者编著《青州三贤》的时候，曾经做过研究和辨认，“书写人”是李奉翰，“右上角”的印章为李奉翰的字“香林”二字的篆书。
  据《清史稿》卷三百二十五列传一百十二记载：
  李奉翰(？—1799年)，宏子。入赀授县丞，补沂水。历官江南河道总督、河东河道总督、两江总督兼领南河事。
  又据“清国史馆传稿”1099号记录：
  李奉翰于乾隆三十五至三十六年(1770—1771年)任青州知府。笔者以为，“范公台”碑当立于此时。清代时期的官制，一般一任三年，查光绪《益都县图志·官师志》的著录，乾隆二十五年至三十六年(1760—1771年)间最后一任知府上任之前，空缺三至四任。李奉翰当为著录空缺的最后一任。
  查青州史料，对于范公台及其古槐等进行集中而具体记述的，当首推清末举人邱琮玉。
  邱琮玉，字锦方，城北裴家桥子村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科举人。民国初年任师范教员，后为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著有《高榆轩文集》、《高榆轩随笔》、《青社琐记》、《有竹堂诗草》、《益都先正诗续钞》、《衡藩宫词》、《西门踏青诗集》等。他在《青社琐记·卷二》中，以“府署有范公台古”为引语，对范公台、古槐、古槐歌以及歌颂范公的诗等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载。以下，笔者对于邱琮玉的记载予以引述、释解、引深与补充说明，以光前人之迹，并就教于方家。
关于府署及范公台
  府署，也称官署，又称府廨。对于青州府署，明代嘉靖《青州府志》以及清代青州府、(益都)县志乘均有记载。府署几经易址，于康熙十四年(1675年)，“知府周彦皋又移城东北，即今治也……相继修。前为大门，再进为仪门，为正堂，颜曰‘至道’。后为川堂，为印堂，颜曰‘希范’。堂后有亭……后为正宅，久圮。”(这里记述的府署旧址即在今青州蚕场处)三十八年(1699年)知府张连登重修，并有记。《记》云：外宅门里“又东厢北为槐荫轩，楹凡五，以接宾僚。东北有石台焉，葺新之。”(清光绪《益都县图志·营建志》)从以上这些记述可以看出，青州府署前为办公场所，后为居宅和接待“宾僚”之处。“东北有石台”即后之所称“范公台”也。邱琮玉在引述《寄庵诗抄》中的诗以后，写道：“据此，知署内有慕范亭，不惟希范堂也。”又写道：民国六、七年间，“范公台石额，亦移之西门处三贤祠之石堰”。笔者对范公台碑的考查及《青州三贤》中的载记与这些记述是完全一致的。三贤祠澄清轩之北是石墙，石墙之上建花墙，花墙南侧即范公台碑。关于范公台的具体情形，上文已明，此不需赘述了。
关于古槐及《古槐歌》
  对于范公台上的古槐及《古槐歌》，邱琮玉记述道：“府县《志》不载槐与台。盖以府署建于明初，是否即宋之州署，无可征信，不载不为失。槐有三，皆称将军，一犹存。署内东北隅槐神庙，列三主，曰大将军、增福将军、增寿将军。”这段记述辩证而有风趣，说其辩证，是对府县志书不载槐与台的分析；说其风趣，是写府署后院东北隅竟有“槐神庙”，石台上原有三棵古槐，竟分别有“将军”名号。只是对于“犹存”的一株古槐，未明其是何将军之称谓。
  因古槐奇特，又在范公台上，故多有名人咏之。邱琮玉记有《寄庵诗抄》中《古槐歌》的摘句，未具体记述翁方纲的《青州府廨古槐歌》及其刻石。对于《寄庵诗抄》中的诗与歌，留待后文再述，这里重点阐释翁方纲的《古槐歌》及刻石。
  翁方纲是人们比较熟知的历史名人，以下只作简略介绍。
  翁方纲(1733—1818年)，清代书法家、文学家、金石学家。字正三，号覃溪，晚号苏斋。直隶大兴(今属北京)人，乾隆十七年(1752年)进士，授编修。历为广东、江西、山东等省学政，官至内阁学士。精于金石、谱录、书画、词章之学，书法与同时代的刘墉、梁同书、王文治等齐名。论诗创“肌理说”。著有《粤东金石略》、《苏米斋兰亭考》、《复初斋诗文集》等。《山东通志》记载：翁方纲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被任命为山东学政。而行世文章或著作，多传抄误书为乾隆五十三年了。
  从《翁方纲年谱·三》可知，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翁方纲到山东各地督察学事。《年谱》载：乾隆五十七年壬子，“闰四月十四日，起马，登州府至青州府，五百九十里”。“闰四月二十一日，按临青州府”，当时他就住在府署后院接待“宾僚”之所。他在青州留下了不少墨迹，最知名的要数《青州府廨古槐歌》，其刻石，现存于青州市博物馆刻石陈列室里。碑刻全诗后的落款是：“乾隆壬子十月北京翁方纲”。大概是由于碑刻落款的时间为“十月”的原因，所以行世的著作和不少文章便断定：翁方纲在青州府廨“一住就是半年”。其实这是一个误解。
  从《翁方纲年谱》得知：乾隆五十七年，翁方纲督察山东学事，“五月十三日，起马，自青州府至武定府，三百十五里”。以后便是“六月，按试济南”；“八月，按试袞州府”；“九月八日，按试曲阜”；“十月四日，按试沂州”……所以，在青州“一住就是半年”的说法是不成立的。这是重要的一证。还有，碑刻在《古槐歌》之后、落款之前有一行小字：“适讬晴岩郡伯为拓琅玡秦篆碑也”；同时，在《年谱》中著录的诗歌题目是：“《青州府廨古槐歌，为晴岩太守赋》”。经多方查阅，虽然未明“晴岩”是何许人，但对翁方纲诗为什么落款是“十月”，却给人们提供了新的思考余地。落款的时间不能断定翁方纲在青州一直住到“十月”(半年)，上文已明，《年谱》上翁方纲的行程便是铁证。因此说，“为晴岩太守赋”之《古槐歌》墨迹，是在什么背景下写成的，地点又是在哪里？都是还需要作深入探究的。
  《古槐歌》中写道：“此槐不知几百年，轩名久已故老传。想见亲书伯夷颂，清风应在希范前(槐荫轩前有希范堂)。”可见翁方纲对范仲淹的景仰之思以及想亲睹范公在青州府衙手书《伯夷颂》的渴望之情。
关于《寄庵诗抄》中的诗与歌
  对此，邱琮玉在《青社琐记》中记述较详。《琐记》在“府署范公台”条目下，记述“府署有范公台”一句后，即记录了《寄庵诗抄·登范公台诗》的原诗。
  在这里，需要先释疑《寄庵诗抄》。
  《诗抄》是清代名宦刘大绅的诗集。刘大绅(1747—1828年)，字寄庵，云南宁州(今华宁)人。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进士，四十八年(1783年)任山东新城(今桓台)知县，适值三年大旱，大绅极力拯恤，不惜捐薪俸施粥，救活众多饥民，百姓爱之如父母。五十一年(1786年)，令调曹县知县，桓台百姓遮道挽留。正遇钦差和道员过境，数千百姓向他们哀求，遂得再留任新城一年。五十二年任曹县知县，后又任朝城(今莘县)知县。嘉庆元年(1796年)任青州府海防同知。光绪《益都县图志·官师志》有简略记述：
  “刘大绅，进士。初仕东省，以事罢职。嘉庆元年，荐署青州府海防同知。好诗书，齐鲁诸生多游门下。既莅青州，以间曹多暇，率其门人游览山水，搜罗金石，吟诗唱和，以相砥砺。诸生熏其德，文行并进焉。数月(误。有载是嘉庆八年)，迁武定府同知。卒，祀名宦。”
  由以上记述可见，刘大绅是封建时代黎民百姓比较爱戴的官吏之一。他对范仲淹是十分敬仰的，邱琮玉摘录了刘大绅的一首五言古体《登范公台诗》的部分诗句：“青州贤太守，范公吾师之。公昔游观处，层台高不危。”“志亭尚解事，慕范不吾欺。”刘大绅把范公尊为“贤太守”，并且把范公奉为“吾师”，把他当作学习的榜样。这里一方面可以看出，历代官吏都把范公奉为楷模，可见范公精神影响之深远；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刘大绅为官行政、为人做事的精神境界。
  邱琮玉对于刘大绅的《古槐歌》，也是引载了数句：“呜呼！松园矮松今已无，仍见古槐范公高台隅。矮松不知谁所植，此槐公之手种言非诬。”“青州几人为尔赋，丹书石刻留墙阴。”先引的五句，以松园里的矮松不存与范公台上古槐犹在相比照，从而发出了时过境迁的历史浩叹。后引的两句，就是指的翁方纲的《古槐歌》和碑刻了。
  撰写此文，旨在解读邱琮玉《青社琐记》中的一段记述文字，补充笔者《青州三贤》中对范公台碑记述之不详，释疑某些认识模糊的问题。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教。   （张景孔）

编辑：今日青州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