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人完全不同意冯蜂鸣先生《“龙兴寺造像”之质疑与揭秘》一文所持观点，这是因为该文既彻底搞错了龙兴寺遗址的具体位置，人为割裂了造像与寺院的客观联系，又以主观标准误判龙兴寺造像的来源构成，根本不能应对来自事实的辩驳证伪，更兼对古代寺院附有造像及存放和修复残损佛像的作坊情况缺乏了解，从而导致“质疑与揭秘”的全面瓦解。

  作家冯蜂鸣先生于《文化青州》2016年4月6日刊发出倾两年之功撰就的二万言长篇大论——《“龙兴寺造像”之质疑与揭秘》(以下简称《质疑与揭秘》)，拜读之余，促我沉思。众所周知，1996年青州发现的龙兴寺造像系轰动海内外的世界级考古大发现，遗址更是经国务院核定公布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如今的龙兴寺造像，已是东方古州在当今世界上影响最大的文化品牌。冯先生坚称“‘龙兴寺造像’一说，完全属于凭空臆造。”佛像“与龙兴寺并无关联”，“窖藏地不是龙兴寺遗址，亦非寺院遗址，而是南阳城石佛像修缮坊。”如此颠覆性结论，于龙兴寺造像二十周年纪念之际见诸报端，委实令人刮目相看！我自心底钦佩冯先生这种逆向思维的学术精神和求真勇气，却完全不敢苟同他的见解。尤其先生还“真理在手”的特别声明：“本文不属商榷，只为纠错。”更是让人无语。然则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冯先生之误可谓大矣！为了尽快澄清事实，挽回先生造成的负面影响，笔者深感已无必要再耗费时力写上篇大部头文字作为回应，只需在此简要表述一下自己的研究结论便可，科研论文所必备的参考文献也恕不一一注出了。


  通观《质疑与揭秘》，竟存在着30余处错误和问题，而于龙兴寺遗址问题上的南辕北辙式方向性错误，则是导致全文不能成立的根因。
  关于龙兴寺遗址位置，撇开近年考古钻探结果不论，《光绪益都县图志》早有指陈：“龙兴寺必在齐藩故址。”冯先生也正是据此立论，只是失之轻率：“而齐藩故址的具体位置又非常明确，任谁想获知都属轻而易举，只要看一眼光绪版《益都县图志》上的《益都城郭坊巷图》，便再明白不过了。”果真如此简单吗？事实上，清人所言不谬，先生理解大误。谨按“齐藩”指明初齐王府，乃青州城中的一座庞大城中城。明制规定：亲王“邸第下天子一等”，宫城外筑王城。齐王府构造系双重城池，即宫城、王城相套一起，气势宏伟，地盘极大。如当时的西安秦王府“周九里三分”，开封周王府“九里三十步”。俱可资以旁证。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王府宫城、王城外有的还挖出“御沟”环绕，如武昌楚王府宫城即是“城下为池”，成都蜀王府王城外四周有“御沟”。齐藩宫城外的淘米涧(原朝阳村荷花塘)正是被利用作了天然“御沟”。史载齐王朱榑就藩青州后，怀不臣之心，“并城筑苑墙”，即紧贴青州西、北两面城墙，又筑起王城城垣，致使一座齐王府几乎占据了南阳城西半部的大部。一代考古学泰斗、现年94岁的北京大学教授宿白先生对此早有研究成果刊布，读者诸君自可查看，我就毋庸赘述了。对于齐王府，笔者近年已著《明代齐王府研究》初稿，图文并茂，只俟出版了。应该看到，清人明知于钦《齐乘》有“(龙兴)寺东淘米涧”一语，还标注淘米涧于齐藩宫城西墙外，这不正是寺院在王城的反映吗？毫无疑问，龙兴寺不在宫城而处王城，冯先生未意识到齐藩宫城与王城的区别，不了解当前学术界的研究状况，于光绪县志中仅看到了淘米涧东侧的“明齐宫墙址”标注，便将其误作整座齐王府的西界，从而犯了把龙兴寺遗址判定在今驼山路东侧银行和附小的不应有失误。于是龙兴寺便偏离出窖藏地，窖藏佛像也就不是龙兴寺造像了。


  那么，历史上的龙兴寺究竟何在呢？
  如所周知，龙兴寺是一座长达千年之久的大型寺院，根据笔者多年的研究考量，该寺有一个产生、发展、鼎盛、衰亡的动态过程，寺院规模消长情况复杂，不可作一成不变的误解。概而言之，北齐以前的寺址据有今师范操场，大齐碑记载的高大佛塔，已被笔者近日一举确认，即经山东省考古所钻探发现的处于窖藏坑南20米的平面呈“雪花形”(直径10余米)的六个圆形坑，这明显系大型木塔的柱基所在，足可确证北齐龙兴寺即在师范操场上。唐宋时寺院则向东拓展到包括师范学校在内的淘米涧，所谓“东践绝涧”。上世纪师范学校进行校区建设，曾挖到多座大殿基址，这即是寺址东扩后的殿阁遗址了。北宋知青州夏竦言称：“(青州城)中有佛图，实曰龙兴寺”，“地势斗绝，堀圽洋水之阴；楼观飞注，翱翔重闉之表。东践绝涧，径度于阛阓；西瞰群峰，旁属乎原野，十二之胜，尽于兹焉。”清段松苓《益都金石记》所录《重建北齐临淮王像碑记》亦云：“北齐临淮王像碑……旧在南阳寺。唐开元中更名龙兴寺，今府城西门内。”俱其证。宋金战乱之际，寺院毁于兵燹。金代寺址仅保留了师范学校地带，操场一隅或已荒废。迄至蒙元，寺址上又辟出了城隍庙，与龙兴寺东西紧邻。龙兴寺变化脉络分明，从未向东越过“淘米涧”雷池一步。顺带补充两点：一是古代大型寺院往往占地较大。对此，不能作想当然的拘泥理解。如汉末徐州牧陶谦的漕运官笮融，“大起浮图祠”，“可容三千余人。”考古钻探表明，北魏洛阳皇家永宁寺，呈现前塔后殿格局，南北长301米，东西宽212米，总面积60000余平方米，大小正好相当于青州两个师范操场。再看与龙兴寺相先后而隔河相望的南朝七级寺，据先贤郦道元追述知，该寺至少由大型木塔和禅房构成，禅房处于阳水北岸，而大塔及出土北朝佛像位置却在原酒厂一带，南北跨距，亦属可观，这也是一座典型的大寺无疑。二是笔者早已指出，青州城是一座姓“齐”的东方大都会，乃晋末至明初千年间的山左第一城。龙兴寺系城中巨刹首寺，标领旗帜，规模建置，非比寻常！实际上，北魏龙兴寺风貌在《水经注》中已见端倪：“长庑遍驾，迥阁承阿，林之际则绳坐疏班，锡钵间设，所谓修修释子，眇眇禅栖者也。”这段记载曾被认为描述的是七级寺，实误(参看拙著《青州龙兴寺历史与窖藏佛教造像研究》)。据此可知，当时的龙兴寺不仅拥有“长庑”、“迥阁”等类建筑设施，而且僧人们在寺院树林中打坐修行，禅意融融。北齐寺内建筑更是“层图迈于涌塔，秘宇齐于化宫。”“涌塔”指雄伟高峻的宝塔；“化宫”为天上化现的宫殿。龙兴寺塔、殿巍峨壮丽，已是不难想象。宿白先生指出：“前塔后殿，(龙兴)寺的主要建置有可能与……洛阳永宁寺的布局相似。”大师所言极是！我们知道，早期寺院以佛塔为中心，世称“塔寺”，前揭师范操场考古钻探出的大型木塔基址即为北齐龙兴寺的中心，殿阁则位于木塔的北部。准此，不仅师范操场是北齐龙兴寺所在地，今之博物馆亦处寺址范围中。这真是一方环境优越，两面临河的清雅高爽之地，堪称古城中的形胜之域，建有寺院，情理中事。
  考龙兴寺前身乃南朝刘善明舍宅而来，则刘宅必在师范操场处。冯先生认为，“这里并无城墙，像刘善明这种贵族人家，怎么可能选择最适宜匪盗出没的涧谷边上来安家呢？”此说有悖史实。据《南齐书·刘善明传》载：“时(青)州治东阳城，善明家在郭内，不能自拔。”这说的是，当时刘善明不愿追随青州刺史沈文秀反叛朝廷，急于摆脱其控制，但因家居郭内，不能脱身。最后，刘善明不得已乘夜率领门宗、部曲3000人杀出了东阳城南郭，舍宅而去。这表明彼时的南郭不仅已建有郭墙，而且防御体系相当严密。

  引人特别关注的是，唐宋两朝龙兴寺的院落名称大量涌现，已知者计有：新罗院、九曜院、天宫院(又名老柏院)、志公院、百法院和药师院以及至迟建自元代的卧佛院。冯先生称：“这七个院落的名字，还不能确定就是七座院落。”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这七个院落的名字，也不能确定就不是七座院落。况且令人欣喜的是，龙兴寺还有新的院落名称发现。如本人最近见到的龙兴寺另一重要别院——“华严院”，即为显例。这是寺内存在华严信仰的反映。笔者拟撰《续见龙兴寺院落考证》一文，此不赘言。不仅如此，今师范操场上勒立的《青州龙兴寺遗址简介》石碑还提及龙兴寺的“水陆禅院”、“南大圣院”，因未得见名称具体出处，姑且存疑待定。不过，另有资料称：“有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龙兴寺遗址上发现过有关龙兴寺中‘大悲阁楼’的题刻。”如能坐实，则寺内尚有“大悲院”。凡此种种，可以预言，龙兴寺不排除建有净土院、罗汉院等诸多院落的可能，今后一定还会有新的院落名称被不断发现。


  下面笔者再进一步指出《质疑与揭秘》于龙兴寺遗址问题上存在的几点误判情况：
  首先，《质疑与揭秘》为说明“龙兴寺的院子没有那么多”，援引于钦《齐乘》所记以为辅证，“言至龙兴寺时，他在‘寺后天宫院’之外，并未述及其他任何院落。如果龙兴寺还有院子，于钦为何不记？”并认为“即使龙兴寺曾经有过的院落，至于钦那时已经不存在了，他也是要将其名字记下来的。”这些论说需商榷。我意这一方面是因龙兴寺历经宋金战乱，迄至元代业已衰落，院落有所减少的缘故。我们不可将元龙兴寺与历史上兴盛期的规模等量齐观。另一方面，于钦《齐乘》的记载确有院落遗漏问题。按元龙兴寺于1349年曾重修“卧佛院”，既然重修，则此前卧佛院自是存在。于钦生当1284—1333年，他亲至寺中，缘何不提“卧佛院”名呢？显而易见，于钦对当时寺内已经荒废破败的院落未予垂注。虽然这些院落丧失了宗教功能，却仍属寺院财产和地盘，一旦时机成熟，条件具备，便被重修启用，卧佛院即属此种情形。这样看来，不能因为于氏记述院落单一，便断定其时龙兴寺已全盘“庙”化，别无它院。由这两个院落的名称还可推知，卧佛院是主院，它与天宫院对举，且属前后格局关系，表达的正是释迦牟尼(现在佛)涅槃与弥勒(未来佛)出世的佛教寓意。
  其次，冯先生为佐证龙兴寺院落确实不会很多，再次举证寺院有一寺多名情况：“宋代的考证家姚宽，于《西溪丛语》中说，宋时，青州龙兴寺又名‘青龙寺’。”此处姚氏所谓“青龙寺”，实乃一个错讹。《西溪丛语》原文作“青龙寺老柏院，有布衣张在题一绝于院壁。”其出处是益都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一书中的“青州布衣张在”，“尝题龙兴寺老柏院”及“皇祐中，范文正公镇青，龙兴僧舍”云云。很明显，“青龙”二字已寓于其中。宋时刻书无标点，读者极易抄错文字。何况姚氏乃南宋人，未至过青州，不知龙兴寺名，自可原谅。但《质疑与揭秘》就失之严谨了，将一讹误，视为寺名。如果再有人把龙兴寺错写为“兴龙寺”，是否也要说这是龙兴寺的别名呢？不必讨论了，北宋青州城有龙兴寺，并无“青龙寺”，这是校勘工作的基本常识使然。
  再次，冯先生为论证佛像窖藏坑不在明嘉靖《青州府志》和清光绪《益都县图志》所说的龙兴寺“在城西北”、“在府城西北隅”，制定出了一个方位判定新标准：“如果以大槐树为中心点，分别向西门与北门画一条线，即可得到一个‘扇形’。接近这个扇形顶端的区域，认定它是‘城西北’或‘府城西北隅’，也就于理有据了。所以，真正的龙兴寺遗址就一定是在今范公亭西路与驼山南路交口的近处。而佛像窖藏地，却在东(应为西)门与南门之间，它就与‘城西北’完全相悖了。”这是什么逻辑标准啊！不知先生是否考虑过，青州西、南两门之间的距离悬远，照此算来，两门之间的西南隅该有多大呀？元代青州城内设隅、坊两级管理组织。按先生划分标准，龙兴寺所在的“西北隅修身坊”将何以藏身呐。自然我们还是应该依据东、西、南、北的方向判定东南、西北、东北、西南的方位才是。
  最后，关于龙兴寺的地理位置，北宋王辟之所撰著名的史料笔记——《渑水燕谈录》再次为我们透露出珍贵信息。需要作出说明的是，王辟之籍贯并非临淄，乃益都县人，家居青州城中，他的记述最具权威性。王氏在实地考察基础上，指出：“龙兴僧舍西南洋溪中有醴泉涌出”，“环(范公)泉古木蒙密，尘迹不到，去市廛才数百步，而如在深山中。”这便告知今人，龙兴寺的东西距离就包含在范公亭至“市廛”的这数百步(约今500米左右)之中，而绝不会超出此范围。必须一提的是，冯先生将“去市廛才数百步”误作“去市尘才几百步”。“市廛”成“市尘”则掩盖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先生所考定的龙兴寺一带实乃“市廛(集市)”，于此尤证附小和银行处系龙兴寺故址之说甚误。这处“市廛”是青州南城(郭)的西市，北齐称“阛阓”，与龙兴寺隔淘米涧东西相望。笔者提请注意的是，青州南城东部还有一处东市，亦称“阛阓”，但这已是晚至元朝了，不可将二者混淆。再者冯先生既称师范操场有家大型企业——“修缮坊”，又云这里“是‘尘迹不到’之处”，岂非典型的自相矛盾？事实上，这也是对王辟之记载的断章取义。“尘迹不到”指的是范公泉之所在，而非紧接其地的青州城内最西侧。冯先生又云王辟之“在记述‘醴泉’时别无选择，只能取一华里之外的‘龙兴僧舍’作为地标。”毫无疑问，如果修缮坊不属龙兴寺，王辟之应该选择近在眼前的修缮坊作为指示地标才是。王氏的表述正说明，师范操场如有修缮坊，则必属龙兴寺。在王辟之所记的龙兴寺地望范围内，自古至今不断有佛像及残件出土。金元以前的唐宋龙兴寺据有东起驼山路，西至西城墙的宽阔地域，规模巨大，院落众多，建筑宏伟，已是不争的事实。       (上)

编辑：今日青州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