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秋村地处青州西南山区，离青州府70多华里，村前是淄河，河的西岸是淄博市，往南行走5华里，是淄川区的太河镇地缘。阳明山屹立在长秋村后，大山胸前的两条沟，曲折地从村南北两地伸向河床，经过数百年沧桑洪水的冲刷，左右沟壑已形成了两个土崖屏障，若站在河西的山岭上望东看去，长秋村西面，是一陡崖，陡面植被丛生。一条石板道，折字形地从河床边拾级而上，村内以石板铺路，抬眼左右看去，两岸的村庄都是背山依河床而座落。唯独长秋村，它犹如一个向外延伸的岛礁，若站在村西顺河道放眼望去，能看到十五华里太河村北的金鸡山，这里是通往鲁南的南大门。往北看到，十二华里依山傍水清晰入目的朱崖村，这里是通往鲁南的北大门。
  长秋村，这个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让一代代人在这方水土上，日复一日地劳作与生息。这方水土，养育并且陶冶了他们的思想情操和向往的理念。这种使然，使他们滋生着一种刚强不屈的战斗精神，其内涵的凝聚力，在历史上留下了两个辉煌的闪光点。当国与家、村与个人的利益受到挑衅时，他们敢于担当责任。
  1929年，淄河流域土匪猖獗，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老百姓团结一致，垒石墙、盖大门，利用自然土崖条件，把村庄圈了起来，然后买上枪支，土匪再也不敢来骚扰百姓了。东门石墙上刻着“怀阳”二字，南门石墙上刻着“熏迎”二字，北门刻着“顺渠”二字(北门在58年大炼钢铁时拆掉)。团结就是力量，一旦这个力量形成，就是一个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强大动力。从土匪进村入户抢劫，老百姓从惊慌害怕，到提心吊胆地生活；从联手强强防匪，到保护了自己。这种潜移默化是量与质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形成就是一个理念。理念决定思维，思维决定行为，行为决定路线，路线决定结果。这种结果，自然而然地给人树立起在危难时刻，一种强劲刚勇的彪悍形象。当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中国大地时，同胞被血溅杀殁，中华民族处在危亡的边缘，当中国共产党发出号召：“各民族团结起来，拿起枪杆子，只有实行抗日，才是我们的出路。”长秋村的老百姓，从一户一家走出，他们不计后果，扛起了防匪用的土枪，加入到气壮山河的民族抗日斗争洪流中去。他们不屈不挠，前赴后继，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所表现的抗击日寇的英勇精神，在伟大的抗日民族历史上写下了不朽的一页。
  冯毅之，1908年生，在济南读高级中学时，受先进人物胡也频、楚图南老师的教导，走上了反帝反军阀的路子。1930年6月，他参加了在上海由鲁迅、冯雪峰、茅盾等人组织领导的左翼左联学习班。后来，冯毅之又去北平，组织领导了北平左联，并任三人小组组织部长。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把一生交给了党。抗日战争大爆发后，冯毅之根据山东省委的指示：“一切优秀的共产党员，应该脱下长衫，到农村去，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武装，去驱逐日寇”，1937年10月，以中共益都县委宣传委员的身份，回到了淄河岸边长秋村。这时，日军两路逼进黄河，山东的国民党兵不去前线围堵抗击日寇，却向南撤逃。所到之处，抢夺猖獗。有的为了活命，将枪支留在了乡间。在淄河流域北至辛店，上至源泉一带，打着抗战旗号的土部队就有二十几个，他们多半是土豪绅劣、游兵散将、土匪地痞，他们把枪支利用起来，开始武装自己，占领地盘，到村中要钱要粮，抓人充军。恐慌与不安在笼罩着大地。“国在哪里？我们的家园又在何处？”冯毅之回到长秋村，挨家串户宣传党的抗战方针政策，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成立了自卫团、妇救会、儿童团等抗日团体。长秋村抗日自卫团的成立，成为淄河流域开展抗日活动最早的一个村庄，也成为淄河两岸爱国青年投身报国的地方，因此，引起了驻洪山日军的警觉。
  1938年新年过后，一个寒冷的天气，驻洪山的十几个鬼子，打着太阳旗，第一次到长秋村扫荡，由于早得消息，日军进村扑了个空。隐蔽在山后的自卫团，抄小路绕到敌人返回的路口山坡埋伏，当鬼子赶近时，枪声突然响了起来，枪虽没有较强的杀伤力，但这十几条土枪，却使鬼子吓得散逃躲避。当鬼子弄清情况还击时，自卫团早已撤走了。1938年的3月，复苏的大地绽放出生命的气息，战斗在铁路北的抗日武装司令员廖荣标、政委姚仲明，带领30多名小分队战士，来到淄河流域开辟抗日根据地，驻进长秋村。“廖司令部队打鬼子真厉害，是咱老百姓救苦救命的‘活菩萨’军”的口号，在淄河两岸广为传颂。长秋村的老百姓敞开大门，欢迎廖司令部队进家。老百姓拿出煮好的鸡蛋、摊好的煎饼，招待他们。战士帮助老百姓挑水，打扫院子，并到街上张贴抗日标语。女战士帮助妇女识字，教唱歌，军民鱼水情意融融。廖司令、姚政委与地下党的负责人冯毅之，分析了国内抗战的形势及淄河流域抗日武装斗争特点，决定成立淄河联军办事处，办事处设在长秋村，冯毅之任办事处主任。从此，这支地区的武装游击队与大规模的抗日武装取得了联系，为以后淄河流域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38年阴历7月15日，共产党举行太河暴动，成立了新一营，冯毅之任新一营营长。
  1939年3月初，接到情报，驻洪山的日军二十几人出发，经佛村向东。冯毅之立即派王文训、翟作新两名战士，去西崖头村西岭观察敌情，并对他俩又交代了一番。然后，冯毅之又将机枪连埋伏在河东的岸边。当日军走进西崖头村，隐蔽的两名战士扔出两颗手榴弹，鬼子在爆炸声中向村外跑去。在慌乱中又被对面的机枪一阵扫射。鬼子哪有还击的机会，丢下尸体，搀扶着伤员，朝北黑旺方向逃去。这次战斗，打死打伤鬼子十几人，缴获大盖枪6支、手炮一门、牛皮包十八个。西崖头村战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两岸人民爱国抗日的斗志。当时抗战日报记者来采访，并在鲁中抗战报纸报道过。
  1939年5月，张店辛店的日伪军兵力约100人向鲁南集合，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大扫荡，当日伪走近长秋村时，却如临大敌，先摆出一副围攻的架式，接着枪炮齐鸣，在叫喊声中冲进村内，可村内无一人影。日伪出村继续南行，有时成堆，有时成群，路面挤满了敌兵。当日伪进入公路东黄崖头时，营长冯毅之一声“打”，机枪、手炮齐发，松散的敌兵在慌乱中，被打死三名，向西撤退。当日军还击时，战士们早已无踪影。
  1939年6月，时任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带队去铁路北三支队，路驻长秋村，并在村中召开军民大会。郭洪涛在讲话中，分析了广州、武汉失陷后抗日形势的发展，他讲得条理清楚。他对新一营营长冯毅之说：“将来敌人会全部控制淄河流域，这里离铁路矿山太近了，像太河朱崖都会设据点，你们这支游击队，今后的抗战任务将是艰险困难的。”那时司令员张经武，副司令员王建安，三、四支队司令员杨国夫、廖容标，政委霍士廉、姚仲明，工委书记张京涛，淄博特委书记金明等领导同志，都来长秋村驻过。这些首长，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们在与老百姓谈话中，时刻都在透露着一个信念，那就是抗战必胜。这种潜在的感召力，在无时无刻地鼓舞着老百姓。
  这个不到百十户人家的小山村，先后有一百多人参加了八路军及地方抗日武装组织，在抗日战斗中，有26人牺牲在战场上，有60多人被日军抓去做苦工，有的死于东北日军的苦役中。在抗日最艰苦的1942年，村内没有一处完好的房屋，“白天无烟火，夜间无灯光，院内出蒿草，一片荒凉”，这就是日伪扫荡后村中的真实写照。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逐渐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侵华方针有了重大变化，在正面战场上停止了战略性进攻。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上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党政府，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日军开始对华北占领区实行了所谓的“治安整肃”计划，在鲁中及附近地区，日军部署了三十二师团(驻津浦路两侧)独立第五十一混成旅团(驻胶济路沿线)和第七混成旅团，分布在日照、莒县、沂水一带，部队约1.5万余人，并扩充伪军，增设据点，强化伪军政权。我军坚决抗战，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迅猛发展，而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日军对国民党加紧诱降，并通过特务活动挑拨离间，从中渔利。
  1938年底，国民党山东政府主席沈鸿烈率海军陆战队，从鲁北进入鲁中地区，随后，山东分局在省驻地东里店设八路军驻省办事处，并对其提供协助。1939年2月，沈鸿烈在鲁村召开全省军政会议上提出了“军不干政”、“粮统筹”、“枪不离人，人不离乡”等反动方案，恶毒的提出了“划分防线”，将我军防区划在腾(县)泗(水)宁(阳)一带敌军密集地狭小地带，当即遭到我方代表的严词驳斥。沈调整部署，派吴化文部新编第四师占据鲁村一带，秦启荣部部署淄川、博山、莱芜一带，厉文礼部盘踞在安丘地区，张里元部控制蒙阳费县地区。不久，东北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也进占沂鲁山区，使鲁中地区，敌顽我三角斗争形势日益复杂尖锐。
  为适应抗战形势的要求，山东分局决定从第三支队抽调62名干部战士，到鲁中受训，然后转送到延安学习，护送南下的是三支队两个连队共210多人。1939年3月30日，发生了太河惨案。4月15日，山纵首长及部队战士，在太河沙滩上，为在惨案中牺牲及受害的战士举行追悼大会，之后，三、四支队各一个营分别在峨庄、池上溜休整。这时，活动在淄河流域的国民党顽固第二旅翟汝鉴、第一旅杨锡九、第六旅王葆田、第十旅翟超，分别对我休整的部队战士及刚刚成立不到一年的新一营，不断抄袭包围，新一营战士冯广春牺牲。8月9日，我山纵首长调动一、三、四支队参加，给了国民党顽固派以沉重的打击，也解围了新一营，这在山东抗战史上称为“淄河事件”。淄河流域反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为在山区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和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1939年9月30日，在县委书记陈希德的主持下，益都县参议会在长秋村召开，选出了县参议长冯旭臣，副议长刘景颐(西下册村人)，议员：殷传修(井同村人)、赵怀珩(蓼坞村人)、冯广华(长秋村人)、孙福祺(南术村人)、刘永海(黎金山村人)、李笑春(李家峪村人)。在此基础上，又选举冯毅之为益都县县长，11月8日，益都县政府人员成立，冯毅之任县长兼县抗日大队长，秘书陈介甫，民政科长陈圣溪，财政科长岳历，县建设科长李荣生，田粮科长冯保钦，武装科长孙铜山，公安局长韩次箫。长秋村抗日根据地红红火火，抗日基层组织也发展壮大起来，儿童团在村前放哨，从可疑人的身上搜出情报，将太河朱崖的顽匪两面夹击的信及时地送到县大队手中，使县大队及时地摆脱敌顽的偷袭。妇救会在会长冯文秀、副会长赵俊美的带动下，成立了6个小组，为抗日前线战士缝衣做军鞋、摊煎饼，做了大量的后勤工作。
  有一次，冯毅之从朱崖据点搞到500发子弹，往回运成了问题，妇救会承担了这项任务。她们打扮成办丧事的亲戚，在内线同志的帮助下，将子弹包装好，放在下葬礼品里，过路口时，伪军搜身盘问没有发现什么，伪军也很迷信，对下葬礼品不屑一顾，就这样顺利地将子弹带到县大队。修械所也发展起来。抗战初期，从顽匪手中缴获的多半是老式枪支，打一次仗就不能再用了，冯毅之的哥哥冯登奎利用打铁的手艺，干起了这项工作。他爱钻研，拆拆装装，修修补补加以制作，使枪支又能在战场上发挥了作用。长秋村是八路军战士落脚之地，冯登奎从军工战士手中学到了制造技术，成立了修械小组，自制土炉锅灶，从洪山矿搞点材料，有时从战场上缴获的战利品中，有可利用的材料，用8个人拉起的木风箱，化铁灌壳，制造手榴弹，第一颗手榴弹试制成功，这对坚持淄河流域这块红色通道，对敌战斗中起到了重大作用。
  1940年的5月，临朐二地党委和一支队南下，国民党吴化文新四师占据了沂水、临朐及东山里仁河一带，6月大汉奸唐应三，在南北两马鹿驻村各一个大队，8月，驻洪山的日军在佛村设据点。伪军也在黑旺山上修炮楼，又在蓼坞公路边的山上修炮楼。这样敌伪顽，对我抗日民主益都县大队，完成了内外两层包围。环境更加恶化，县大队活动和工作更加困难了。上级党给县大队的指示是：“不管怎样艰险困难，也要坚守阵地，不应有转移撤退的想法和打算。”这个时候，冯毅之带队升编带回来一个班，加上留在村中两个班的兵力，共40多人，他们利用熟悉的地理条件，两岸绵绵的山脉，在两岸人民的支持下，展开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冯毅之把大队分成几个小队，分散驻防，一旦发生情况，便于接应，又便于集中。在淄河流域打起了游击战。1940年7月24日，冯毅之带部队在外线作战回到长秋。老百姓向他诉说道：“朱崖据点，最近来了个鬼子队长叫小林，十分凶恶，每次扫荡，闹得人心慌慌，鸡犬不宁。”老百姓要求县大队给以打击，杀杀鬼子的凶气。朱崖据点鬼子小林扫荡时，先从上庄爬到阳明山北的一个山岭，用望远镜看看村里有没有埋伏，没有埋伏，才进村扫荡。冯毅之摸清了据点日伪扫荡的规律，就作了伏击的准备。
  这天，冯毅之接到情报，朱崖据点的日伪明天八九点钟扫荡长秋。冯毅之让冯佃笃带领机枪班埋伏在山岭上，又找到村长对他说：“我们的人数不多，你通知村里的自卫团和老百姓配合一下，战斗打起来，不是让你们冲锋，而是随部队造成声势。”九点钟后，日伪才走出上庄，伪军在前，鬼子在后，向山岭爬去。进入伏击圈，机枪响了起来，伪军掉头后退，鬼子兵在后催着伪军上前冲，这时，山下的庄稼地里，喊声杀声，这里一片，那里一片，鬼子兵也不敢恋战，也随着伪军后撤。部队乘胜追击。追到马岭杭村时，冯毅之怕朱崖据点敌人增兵，下令停止追击。这时，从上庄村西走出一个大摇大摆扛着机枪的鬼子。冯毅之卧倒，鬼子也卧倒，冯毅之连续做了几个射击的动作，发现鬼子机枪里没有子弹，准备上前用青年时学过的几招武功活抓这个鬼子时，被上前的警卫员开枪打死，缴获一挺机枪。打死的这个鬼子就是小林队长。驻益都城里的日军官知道这件事后，气急败坏，对朱崖据点增兵的同时，恐怖与怀柔并施。利用经不起抗战艰难而逃脱的叛徒作向导，在8月23的午夜，包围了长秋村。村里没有部队，敌人进村，惊动了在梦中醒来的人，他们叫着家人，拖着孩子，向外跑，惊慌与叫喊相伴，恐惧不安与午夜相织。大街道，路口，巷子里，忽儿一群跑来，忽儿一群离去，他们不知道怎样向外逃脱，其实村口早已被敌人把守，日伪把村子里的老百姓抓到村外一个空隙地里，敌人点燃柴堆，火焰照得四周通明，鬼子兵恐吓威胁，伪军在审问：“谁是自卫团，县大队在什么地方？冯毅之在哪里？”没有回答。鬼子兵发现前面站着三个妇女，一个是张同安之妻，一个是冯保恒之妻，一个是冯保友的妻子，三名妇女不回答，鬼子上前威胁又戏弄，她们态度坚决，奋力反抗，鬼子见三个妇女不回答，软硬不吃，便开了枪，打死了她们。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假抗日的真面目被揭开。在鲁中，国民党反动派吴化文一直没有停止过反共行为，他的新四师仍驻在仁河溜，并时常侵犯我抗日地区。2月26日，冯毅之带部队驻防千峪村，接到王风麟副团长送来一封信，冯毅之看完信后，带部队回到长秋村，见到王风麟副团长，向他汇报了该地区情况和困难。王风麟说：“你们说的情况和困难，上级早就预想到了，反动派吴化文新四师，就在你们身边，他能老实吗？我这次来，就是杀杀他们的嚣张气焰，帮助你们巩固淄河流域这块前沿阵地。”接着他就谈到这次战斗计划，应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行动越快越好。新四师一个团分别驻在上张溜5个自然村。上张驻有团部和一个营部，是指挥中心。县大队的任务是外围佯攻，牵制麻痹敌人。战斗在拂晓前开始，三营的同志在县大队部分战士的带领下，避开敌人的前哨，从崎岖的山路，直插敌人的指挥所。指挥所被捣，前线的敌人溃不成军，战斗进行得十分顺利，敌人大部分被歼和做了俘虏，剩余的也狼狈地逃窜到仁河溜去了。在抗战中，只要淄河流域有敌重兵把守，我三、四支队司令员杨国夫、廖容标都及时带部队前来帮助歼灭。冯毅之带领县大队，不断袭击敌人，敌人称冯毅之为“冯铁头”，视长秋村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断对长秋村进行“三光”政策。长秋村的老百姓，在一次次地遭遇扫荡的同时，始终坚决抗日，始终保护着八路军抗日民主政府，从未出现一个叛徒。
  1941年3月26日，敌人扫荡后，冯毅之在日记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敌人在村里没敢停留，不长时间就走了。我们立即回到村庄，帮助老百姓扑灭火焰，抢救没有烧毁的房屋和用具，对老百姓进行劝说安慰。我发现，老百姓在灾难痛苦的生活中，思想感情也在起着很大变化。这个村(长秋村)自从抗战以来，敌伪顽焚烧过无数次，头几次我也在场。情景与现在完全不同，他们见自己的房屋用具燃起熊熊烈火，一切化为灰烬，真是痛不欲生，怒骂敌人，也埋怨我们，大哭大嚎，象是活不成的样子，现在却再也听不到埋怨的话语和哭嚎声音了。他们除了尽力扑灭火焰，抢救剩余物件，只是满怀着复仇的沉默。抗属冯广华说了句话，更使我感动，他说：‘只要你们平安无事，我们就有办法，房屋烧了盖新的。’这是愚蠢的敌人实行残酷镇压手段所想不到的。人民在灾难痛苦的日子锻炼得更加坚强了。”
  6月5日，日伪采用了长途奔袭的战术，有千余兵力集结在辛店火车站。当夜用几十辆汽车把兵力运到朱崖据点，在朱崖据点并未停留，立即出发了。我们内线的同志不能及时地将情报送出。在天明前，敌人包围了长秋、冯家岭、李家峪村。各村都遭到巨大而惨痛的损失。长秋村这时住的是蓼河区中队，区中队长冯敏发现敌人，就带领人按原计划出村上山，叛徒孙伏武早已让敌人封锁路口，区中队在掩护百姓向村外逃跑时，战士于富荣、齐孝礼两位同志受伤，区副中队长许维功牺牲，日伪把没有逃出去的百姓抓到一个房后空地，村中庙内一个道士许广田被抓了出来，敌人问他：“县大队哪里去了？冯毅之在哪里？”许广田或者说不知道，或者不回答。日伪没办法，把许广田推进火堆里，许广田从火堆里逃了出来，敌人又把他推进去，然后在他身上压上一块重重的木棒。驻防在下张村的安全同志带着小分队，前来鸣枪解救。敌人听到集合哨子声，在慌乱中，朝许广田开了一枪，这一枪偏离，人们从火堆里救出许广田时，他已不醒人事。在抗日战争中，长秋人民团结得像一家人一样，抗日一条心，无私无畏全心全意参加和支援抗战。那时，有点手艺的人，在附近村庄，打点铁，修补一下农具，挣点钱，那些胆大心细的人，就到大集市干点活，多挣点钱。敌人严密封锁抗日武装军需用品，尤其医药更难买到。谢常水、冯佃顺、冯佃奎三位同志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到淄川、张店、周村，利用手艺或者做点小买卖的身份采购用品。
  有一次，谢常水到周村给抗日民主政府买油印机、纸张、医药等，正遇敌人大搜查，他不幸被捕，敌人把他吊在树上，打了个半死，然后又要活埋。一个伪军头子说：“你这个土八路，要活埋你了，你还有什么话说？”谢常水说：“你们说我是土八路，有什么证据，你们想埋个老百姓还不容易，我是不愿死的，你们想活埋，我也没办法！”敌人又凶恶地问：“你是老百姓，买油印机，这些物品是干啥？”谢常水骗他们说：“这些东西是蓼坞村天主教堂要我买的，不信你们就去问一下！”敌人让其去调查了，在天主教堂的同志给开了个假证明，谢常水才得以脱险。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谢常水回来后，住在葫芦台村岳父家，马鹿据点唐应三伪军去该村扫荡，谢常水向村外逃跑时，又被捕了。唐应三听说他是长秋村人，就把他押到据点，敌人先用棍子打，后灌辣椒水，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抗日民主政府知道这一情况，立即营救。马鹿村的伪村长是我们的同志，他进行多方面的努力，都无济于事。唐应三太坏了，抗日民主政府只好花点钱，通过伪乡长，买通了执行枪决的两个伪军，夜里执行枪决时，枪弹不往身上打，谢常水听到枪响倒地装死。这样才被救了出来。冯佃顺、冯佃奎二位同志，虽然没有遇到像谢常水这样的风险，但他俩经常出入敌战区，遇到挫折和小的险情也是常有的。
  1941年5月21日，廖容标司令员带着三营攻打佛村据点后，撤离到太河西南山区方山休整。敌人加紧封锁，给养成了问题，抗日民主县政府接过了这个任务，把这项工作交给了村里的共产党员和游击小组。他们毫不畏难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冯佃新自告奋勇地说：“我在方山打过铁，这段路我熟悉，由我带路。”二十多个青壮年，带上熟食，扛着粮食，天黑前赶到西下册村，南山的路口有敌岗哨，唯一能通过的是一条陡坡的石板羊肠小道。为了不让敌人发觉有走道的声音，他们脱下鞋来，用绳子系住鞋，将鞋挂在脖子上，猫着腰艰难地行走了一里多路，才放下心来，将粮食交给了部队，柴营长感动地流下了泪。
  人民不仅积极抗战，长秋村还是物资储藏的保险库。1942年，八路军讨伐国民党反动派吴化文的战役时，三支队运送一批军大衣到泰安地区，共八百套。到长秋村时，发现一部分日伪到三里路的西崖头村，送军衣的人很恐慌。长秋村的负责人就安慰他说：“你们到了俺庄，尽管放心。”说着引导他们牵着毛驴到南坡的土沟里，并迅速动员游击小组和部分老百姓，把军衣藏到事先打好的土洞里，然后把毛驴牵到山沟里。日伪进村，什么也没有发现。那时，无论是铁路北三支队，还是鲁南四支队，到淄河流域活动，或者是打了胜仗，缴获的战利品，也让长秋村人保藏，办法是，将村外的土崖打成土屋，将粮食和物资藏好，用石头把门口堵住，堆上土，安放上石块当作供桌石，伪装成掩埋死人的坟墓。这个办法很保密，从未出错。
  1943年，在村南套子沟的土屋里，替四支队保存了六千多枚手榴弹、四百发子弹，还有挖战壕用的铁镐、铣、军用物资，一直埋藏了两年之久才起出来，送往沂源县鲁村，交还了四支队，受到了四支队司令员廖容标的当面表扬。抗战时期，长秋村抗日根据地的灾难，来自淄博和益都城里的日军及朱崖据点的汉奸的扫荡，同时国民党吴化文的新四师也不断来我区抢占地盘，还要面临着土匪唐应三大队的不断扫荡。
  1941年秋季，老百姓把刚刚收来的豆子和高粱晒在院落里，唐应三部进村扫荡，在抢劫后，将庄稼点燃，风助火威，又把房屋烧着，屋连屋，火连火，村内一片火海，真是让人痛哭揪心。县大队决定给凶恶的唐应三部一个打击。战斗在夜晚进行，在攻击敌据点时，被埋伏在附近的土窑里的伪军袭击。两面夹击，战士冯广宪牺牲，轻伤二人。因计划不周，怕吃大亏，县大队及时撤出去。这次战斗失利，更助长了唐应三的气焰，他跑到朱崖据点对伪军吹牛说：“你们怕八路，我可没把他们放在眼里，他们那套作战方法，我早就摸透了，怎么也逃不出我的手掌了！”他还通过翻译向鬼子建议说：“要在孙家岭、李家峪安设据点，他们在下册村安设据点，把县大队包围在中间，来个包心战术，八路军是白菜心，我们是白菜帮，超包越结实，看他们往哪里跑！”
  马鹿据点的伪军供养，是朱崖伪区公所供给，朱崖伪军护送到上庄，然后他们去接，中间要经过长秋村。送粮是三天一次，两地南北7华里。县大队摸清这一规律时，准备以口袋战术对付唐应三的包心战术。1942年的2月，大地封冻，河水结冰，战士埋伏在公路两侧，顶着寒冷的天气，静等着敌人的到来，大约十点多钟，马鹿的伪军走出了村，倒背着枪，懒洋洋地走着，当伪军进入布袋口时，架在长秋村南门外的机枪响了起来，埋伏的战士也开了火，敌人向前是死路，往后也是死路，为保住生命，只好缴枪投降。伪军遭到这次打击，立即成为胆小鬼，夜里胆战心惊，疑神疑鬼，经常无缘无故地打枪扔手榴弹，自吓自，又给自壮胆。朱崖的伪军也怕有埋伏，给养不送了，由马鹿伪军亲自到朱崖取，伪军不敢走河的正路，只好走河西的山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吴化文顽固派率部投敌，变成了伪军，日伪逐步“蚕食”，敌后的抗日活动区更加缩小，一些抗日武装组织遭到破坏，甚至抗战意志薄弱的同志带队投敌，给抗日工作带来极大的损失。上级党组织决定，把博山、淄川、临朐三县政府全部撤销，合并到益都县政府，成立了益临淄博四县办事处，书记张京涛，办事处主任冯毅之。吴化文投敌，伪军数目增多，据点炮楼也与之俱增，连最偏僻的孙家岭、岌岌寨也设了据点。
  1942年10月下旬，上庄据点换来个刘振标伪军队长，益都城里的鬼子给他下命令，要他到长秋村安设据点，他犯难了，不设不行。他知道长秋村是抗战村，设这不是火里栽树吗？哪有活头！这个伪队长还是个有思想的人，派出代表，同长秋村的负责同志和平谈判，代表向长秋村负责人说：“我们刘队长，过去也是抗日的，后来被迫无法，才去投了鬼子。他始终没忘了国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忍辱受屈地等待时机。”还说：“我们队长手下的兄弟，对八路军爱国爱民，抗战坚决，无不十分敬目，扫荡时，我们也是应付装样子，没真心真意地打八路。”他转弯抹角地最后才说出目的：“现在皇军下命令，非要在贵村安设据点，队长做了难，不设不行，来设又怕与冯主任发生冲突，所以才派我来，说说队长的意见，先商议商议，你们也和冯主任说说。”这个代表非常和善诚恳地又说：“我们队长对冯主任很敬佩，对他家的房屋全部烧光很同情，想趁此机会，替冯主任把房屋重新修建起来，也算对抗战的一点帮助，对冯主任的一点微小情谊。”根据老百姓反映，这个刘队长，自从来到上庄据点后，不像一般伪军那么坏，平日不让士兵出据点，也不曾捆绑打骂过老百姓。当时，党的政策和工作重点，是争取伪军孤立敌人，咬紧牙关，度过黎明前的黑暗，准备反攻。经过反复研究，至于抗日军人的房屋被焚，不是一家两家的问题，他管不了，也用不着费心。若不是真心与八路军作对，而是想应付鬼子。我们可以让步，允许他们在长秋村外修个炮楼，住上一两个班。但士兵不能随便进村，有事进村也不准携带武器，不带武器我们可以保证安全，若带会发生误会。鬼子若有命令出发扫荡，事前能送出信来更欢迎。结果，我们的条件他们全部接受了。
  1942年，是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一年，敌人在过去“铁壁合围”、“突然袭击”的基础上，又形成了“拉网合围”式“扫荡”，即以强大兵力呈网状分布，快速出击，构成若干合围，企图将我军迅速围歼在狭小地区，并通过特务机关将其扫荡的假情报，作战计划送到我军，以迷惑我军。11月2日，我鲁南机关部队发现敌情后，于拂晓抢占了笛崮山，敌人组织了8000余人对我合围。先用炮火猛烈轰击，接着从三面发起猛烈冲击。我军从早上打到黄昏。打退了敌人无数次进攻。天黑后，机关军区在特务营的掩护下，分数路突出重围，这场战斗损失惨重，我军伤亡200余人。
  鲁南扫荡后，日伪约1000多人向回撤兵，路经口头村马鞍山时，当地大汉奸唐应三对日军说：“山上驻有八路军干部，有兵工厂。”日军信以为真，11月9日，日军凭借百倍于我军兵力和装备，向马鞍山发起了猛烈的攻击。马鞍山上的指挥员，是山纵一旅二团副团长王风麟。
  1942年8月，王风麟根据鲁中军区指示，带领七连和一炮兵排，去张店附近一座仓库，夺取日军的一批武器，不料路经莱芜吉山宿营时，与袭击我县政府的伪军遭遇，他不幸右腿负伤，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很差，只好将其右腿下部截去。敌后的环境一天天恶化，王风麟行动很困难，几次转移，都是同志用担架抬着，他十分不安，为减轻对部队的拖累，他要求上马鞍山，在新的战斗中贡献自己的力量。于10月5日，王风麟登上了马鞍山。山上，驻有我地方武装的一个班，其余都是伤病员和枪支修械所几个工人。冯毅之的父亲冯旭臣，妹妹冯文秀，妻子孙玉兰和她的三个女儿，共30几人。战斗一开始，敌人在大炮和轻重机枪的掩护下，大批日伪军向南天门爬攀。王风麟的狙击枪响了，一个手持指挥刀的日军官应声倒下，守山的战士一齐开火，敌人倒成一片。但敌酋长不甘心失败，一个劲地赶着敌兵进攻，守在南天门的谭克平举起一块石头向下砸去，冯旭臣和女儿冯文秀也在弹雨中，往山下猛掀石块，枪鸣石滚，烟尘飞腾，敌人几次进攻都以失败告终。
  黄昏时分，敌人败兴地撤回山下驻地。王风麟深知情况严重，晚饭后，他把大家召集起来，分析了当前形势，说明了日军不会死心，要大家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并对战斗作了重新安排，然后对损坏的围墙又作了修补，并让警卫员小张敲钟明示，告知山下的同志，马鞍山还在我手中。第二天清晨，敌人又开来了30多辆汽车，从博山，莱芜，张店等地急忙调兵和弹药，日军兵力增至2000多人，伪军400多人，在飞机大炮的轰击下，山上的工事大部分倒塌，房屋被燃起了大火，王风麟拄着拐杖指挥着战斗，射击敌人。不料一颗炮弹落在身边，董恒德牺牲了。王风麟额角也负了伤，鲜血流满了脸，冯文秀跑来撕下一块衣襟，给他包好，冯旭臣和几个家属搬石头，往南天门下砸去。抗日军民齐心合力，敌人再一次被打了下去。战斗到中午，敌人死伤惨重，日军某部参谋长远道而来，恼羞成怒，傲慢地夺过望远镜，观察烟火弥漫的山头，王风麟的狙击枪响了，敌酋应声倒地。敌人还在做拼命的挣扎，又集中兵力，继续进攻南天门，一时间，山前山后，烟柱腾腾，乱石纷飞，人们的喊话都难以听清。潭克平、李成武等已壮烈牺牲。守在后山的刘厥兰同志，见南天门吃紧，跑过来增援，这时，冯旭臣在炮火中搬运石头，并高喊：“宁死在炮火中，也不当俘虏。”他的喊声，鼓舞了大家的勇气，冯旭臣老人在用石块砸向敌人时不幸中弹牺牲。此时，弹药已经用完，石块也很紧张，战斗在相持中，直到黄昏，王风麟已成了血人儿，他用眼扫视一下山下的敌人，思索了片刻，命令通讯员小张：“快，用绑腿布拧成绳子，从山后下山，向团部和军区汇报山上的情况。”山上剩下的大部分是家属孩子和修械所几个工人。王风麟一边嘱咐说：“冯旭臣老先生已经牺牲了，家属和孩子不能呆在这里，快把他们送下山去。能出去一个是一个！”大家七手八脚忙碌起来，把准备下山的布接好，然后挂在树脚跟，顺崖下山。冯毅之的大女儿冯新年在战火中炸死，冯毅之的妻子孙玉兰背着卢桥，夹抱平洋，一只手抓着布绳向山下滑去，到了半山腰，布断，娘仨一起摔死在马鞍山下。这时，鬼子已爬上山，最后一蹬石阶，南天门失守，敌人像一群饿狼似地扑来，王风麟冷冷地笑了笑，从容地举起手枪，对准自己的前额，以身殉国了。冯文秀把手里的石头，砸向冲来的敌人，也纵身跳下崖去，刘厥兰等战士也纷纷砸碎了手中的枪支，相继跳下崖去，由于半山腰树枝的托挂，除了刘厥兰、王德善、吕存生、邹大方等几个同志幸免于难以外，五六个工人伤员被俘后活活烧死在口头村外，其余的全部壮烈牺牲。马鞍山上的枪声停止了。南天门下，日伪200具尸体，横七竖八地躺了一片。马鞍山保卫战，震慑了日本侵略者肮脏的灵魂。马鞍山保卫战，以少胜多，老幼参战，打出了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抗日精神。
  1946年，益临淄博四县民众发起了对马鞍山烈士安葬。为表彰冯毅之一家在抗战中牺牲的烈士：冯毅之的父亲冯旭臣、哥哥冯登奎、大妹夫孙铜山、妹妹冯文秀、妻子孙玉兰及三个女儿，鲁中参议会与行政公署赠送《一门忠烈》匾额。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也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民政部公布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雄，其中有烈士冯旭臣。抚今往昔，当思人民江山来之不易。1985年10月，当年抗击日寇的老前辈冯毅之、冯敏、冯文增、许杰、冯佃笃商谈在长秋村建抗日纪念碑之事，原则是“民办公助”，历时八个月，抗日烈士纪念碑在村东樟兰山松柏环抱中矗立起来，揭碑仪式那天，青州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及各级领导出席，青州电视台现场录像。现在村中冯毅之故居，有抗日纪念馆。有山东省委前副书记王众音题词“一门忠烈纪念堂”挂在纪念馆，潍坊工程职业学院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牌子挂在院内。
  当我在查阅抗战资料，写上这一段段文字时，那战士英勇杀敌的战场，那惨案现场百姓的举动，总是在我脑海中滚动。当一支小分队堵住路口、占领阵地，以一当十的兵力，阻击日军的进攻。日军则以优良的武器装备，疯狂地炮轰，阵地炮火连天，烟雾弥漫，战士的脸部熏黑，衣服着火，缠着布条的伤口，鲜血在流。勇敢的战士，在烟与火中，静静地等待着射击的指令。战斗在激烈残苦中，弹药缺乏，人员伤亡较大，我们的战士，在顽强地抗击着日军一次次的进攻。当日军冲上阵地，我们仅有的战士，短刀相战，肉体相博。留下最后一颗手雷，同日军同炸一燃。那撕杀的场面，那力量的呐喊，真的让人很震憾。当日军偷袭抗日的村庄，把没有逃出的群众，赶到一个院场，刀枪林立，气势凶严，日军似饿狼般地叫喊。面色消瘦、衣着破衫的群众，他们有的两手放下，有的两手相抱放在胸前。他们没有过度的表情，但他们心里却实在害怕“怎么办？”当他们心情平静下来，一个坚强的信念在胸中铸成：“问啥不知道，要啥没有，随它去吧！”当日军从人群中抓出一名群众追问时，这名群众没有刑场上的大义举动，当日军在什么也得不到下，罪恶的枪弹，在一霎那间，这一幕让在场的群众低头闭上了双眼。当日军撤走，人们扑向亲人的身边，嚎啕大哭，亲人的离去，痛骂日寇豺狼一般。当前方战斗打响，急需物品救助伤员，他们扛着物资，顶着看不见的枪弹，急上前线。当前方战斗打响，急需后补队员，他们扛着大刀，拿着能用的武器，火速支援。他们没有穿军装的威武，也没有英勇杀敌，战场上的表现，但他们却用坚强的脊梁和有力的双手架起了一座座通往抗战的桥梁，正是这千千万万个平民的参战，才抒写了抗战史上的辉煌。这就是大众，这就是民族，这个民族有个坚强的理念，那就是“我们的国家，我做主！”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长秋村有26位烈士，抗日烈士永垂不朽！抗战群众伟大！   冯庆林

编辑：今日青州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