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经考古挖掘，青州发现宋明两个朝代的古城墙遗址，考古人员还发现，这段明代城墙下还叠压了宋代城门，宋代城门北侧还有一早期石墙，该遗址全长共计2000多米。  
    北宋城门遗址的发现，北宋城门是目前所见青州最古老的城门遗址，时间上限为宋代，下限则在元末。由城门对应关系，考证出明代重修的“古东阳城故址”沿袭了宋元时期城池轮廓。推导出北宋城门遗址与车辕门大致处于贯通青州南、北两城的中轴线上；明初南阳城在山东都指挥使叶大旺主持下大规模修缮，这是青州历史上建造质量最高的城池。然而这却是对南阳城的一次缩建工程，宋金元三朝原本属于城区的今东关一带从此变为附郭。这一重大考古发现，从根本上解决了多年来研究宋代青州城门所处位置的困惑，为重新确认青州古城格局和范围提供了重要坐标参考，对北宋以来整座青州城的认识产生了全局性影响。
   
    考古发掘出土的这处城门遗址，确是一个明代以前的建筑遗存。谨按青州南阳城于明清两朝均设四座城门，在《嘉靖青州府志·府治图》上不见此处开有城门，《光绪益都县图志·城内坊巷》中也没有与它相对应的街巷，这都反映出该城门遗址年代的久远，可以断定这是目前所见青州最古老的城门遗址。其时间上限为宋代，下限在元末。最值得称道的是，这一发现从根本上解决了笔者多年来研究宋代青州城门所处位置的困惑，为重新确认青州古城格局和范围提供了重要坐标参考，对北宋以来整座青州城的认识产生了全局性影响，意义非凡。
    北宋时的青州城，地位非同一般，系京东东路治所，“大镇”、“善藩”、“剧藩”、“海岱名都”的记载屡见于有关宋代典籍，可谓一个时期人们的普遍共识。明道（1032~1033年）中，知青州夏竦《青州州学后记》明确指出青州乃全国首路——京东路的首城，规模宏大，居民众多：“国家制天下，肇有十八路，京东首焉。西起甸服，东渐淮海，南略涞泗，北际河濮，关防之要，控制之重，城闉之大，室居之盛，青复首焉。”景祐四年（1037年），夏竦又于《青州龙兴寺重修中佛殿记》中再次说道：“（青州）城萦带山岳，控引川渎，气候高爽，风物懋盛，雅俗杂处，修途四达，富焉庶焉，东夏之都会也。”将青州优越的自然条件、便利的交通状况和富庶的都会风貌表露无遗。根据笔者研究，北宋青州城基本上确立了后世青州城格局，当时的青州城已由唐代的北城南郭形态发展为两城格局。对此，宋青州益都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有着言简意赅的描述：“青州城西南皆山，中贯洋水（今南阳河），限为二城（即北城东阳城、南城南阳城）。”历史上南阳河两岸都是城区的朝代只有北宋，青州城此时达到了建城史上的巅峰期。
    考古发现的这处宋代城门遗址于文献中可寻到蛛丝马迹。熙宁十年（1077年），一代文豪苏轼在青州所赋《和人登表海亭》中有“谯门对耸压危坡”诗句，意即青州南、北两城的城门对峙耸立于陡峭的南阳河两岸。这个城门遗址正是“对耸”的两“谯门”之一——南城的北门。按“谯门”指建有城楼能够瞭望的城门，可知这处城门遗址上还曾有座城楼。苏轼称之“谯门”，并非正式名称，门名作何？囿于史料，有待续考。这里明言两“谯门”位置关系是“对耸”，可推知此城门遗址对岸就是北城南门——青州历史上著名的“南楼”，现今已是翠和家园小区了。范仲淹知青州曾赋《南楼》诗云：“南楼百尺余，清夜微埃歇。”寇准知青州时还特意让临朐县主簿赵贺经过这两座谯门，以示褒扬。《宋史·赵贺传》载：赵贺“有干力，知州寇准且知贺。淳化（990~994年）中，调丁壮塞澶州决河，众多逸去，独贺全所部而归。临朐父老张乐迎贺，准使由谯门过，曰：‘旌贺之能也。’”如今这处与南阳河相依千年的城门遗址终于重见天日，真乃青州历史文化之幸事。熙宁六年(1073年)，密州教授孔平仲西赴济南，道经青州赋诗以纪行程，又给我们提供了若干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的信息。如《寄梦锡》云：“南城趋北城，道路无所隔。”《晚集城楼（南楼）》又云：“高楼百尺修木尾，面对南山翠相倚。”“下视黄埃浊波起，车马纷纭只蝼蚁。”由此可知，当时这两个谯门之间，车水马龙，川流不息，热闹非凡。
    滚滚的南阳河水之所以未将两岸交通隔阻，系因宋代河上建有多座桥梁，仅见诸记载者即有石桥、木柱桥、飞桥（又名虹桥）、钓桥和南洋桥。如《宋史·五行志》载：景德三年（1006年）“八月，青州山水坏石桥。”《渑水燕谈录·事志》云：“先时，跨水植柱为桥，每至六七月间，山水暴涨，水与柱斗，率常坏桥，州以为患。明道中，夏英公守青，思有以捍之，会得牢城废卒，有智思，叠巨石固其岸，取大木数十相贯，架为飞桥，无柱。”《续资治通鉴长编》称：熙宁十年（1077年）青州于南阳河“南岸置钓桥。”《齐乘·益都水》载：“曾肇《南洋桥记》曰：‘……南洋河，今桥所在是也。’”
    青州城在北宋至少曾三次重修，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庆历四年（1044年），知青州陈执中上言：“‘奉诏权罢修州城，契丹虽遣使再盟，然未保情虚实，恐未可遽废防守之备。况秋稼大成，人心乐于集事，旧城比已兴工刬削，高下可窥，若遂中辍，它日不免重困于民，乞遂乘时完缉。’奏可。先是，有言执中率民钱修州城，民甚苦之。故有诏罢其役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又载：熙宁十年（1077年）“诏修青州城，建楼橹，南岸置钓桥。”《宋史·曾孝序传》云：宋末，知青州曾孝序“缮修城池，训练士卒，储峙金谷，有数年之备，金人不敢犯。”
    宋青州南城有几个城门？是怎样安排布置的？谨按宋时南城是有西门的，这可见诸宋代文献记载。如南宋潘自牧《记纂渊海·京东东路》明谓：“范公泉，在（青）州城西门外。”作为西门城楼的“西楼”亦见诸有关文献，如知青州寇准有诗名《青州西楼雨中闲望》，又曾赋《中书秋日有怀青社旧游因书一首》云：“曾倚西楼吟暮雨”。西门既然存在，正北门又发掘出来，则今万年桥东应该还有一个面临南阳河的东门才比较合乎空间逻辑。窃喜这个推测竟被以往发现所证实。2002年青州市政公司在沿南阳河埋设污水排泄管道时，于万年桥东百余米处1米多深河床下，挖出了当年虹桥几十根深置河底的松树木桩。翻检《光绪益都县图志》中的《城内坊巷》和《城外坊巷》还在此处标注着“天桥址”（南岸）、“天桥”（北岸）。可见，历史上著名的虹桥位置就应在这里了。这样看来，南城仅在南阳河沿岸便有三个城门——正北门、西（北）门、东（北）门。这是为加强南、北两城联系，才辟出了多个城门。考虑到城南、城东都应设有城门，则宋时青州南城至少建有五座城门。按元朝南阳城（即宋青州南城）有五座城门，很可能沿袭的是北宋城门建置。
    元地理学家于钦《齐乘·郡邑》载：青州北城东阳城“东西长而南北狭”。这启示出与此形态相符的《光绪益都县图志·城外坊巷》中的“古东阳城故址”至少是元时轮廓。笔者发现《元史·顺帝纪》还有“（至正）十八年（1358年）春……益都土门万岁碑仆而碎”的记载。“万岁碑”虽仅一见，却可考知。据《齐乘·亭馆》载：“碑亭，旧城（指东阳城）北，世祖皇帝平李璮后，赈恤青人，民立圣德碑，翰林阎复子静文。”青州在元代唯有世祖平李璮碑立于城北，此外别无其他皇帝碑刻，“万岁碑”即翰林阎复所撰“圣德碑”无疑矣。值得注意的是，“古东阳城故址”中还标有“土城口”，这不就是《元史》所载“益都土门”吗？这座“土门”是元东阳城的一个北门，它基本与南阳河南北两岸的宋代“天桥址”、“天桥”在同一轴线上。以往研究者大多仅关注“土城口”西的镇青门和车辕门（又名武曲门），而忽视了它作为“土门”的存在价值，但这恰是说明“古东阳城故址”至少系元城轮廓的关键因素。按金元时青州治南阳城，东阳城以“旧城”状态存在，这表明当时并未对此地已有的古东阳城进行大的修补，金元东阳城墙和城门沿袭着宋代风貌。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山东都指挥使王德重修东阳城，当然还是在宋元城池轮廓基础上的大规模修缮。
    既然青州南城沿南阳河设有三个城门，则三门外都应建有各自独立的桥梁。那么，两“谯门”间的这座桥梁是何桥呢？由《嘉靖青州府志》所示表海亭位置来看，它与这座宋门遗址隔河相望。《齐乘·亭馆》云：“表海亭，府城北南洋桥北，惟古台存焉。”元初名儒郝经《青州山行》诗：“饮马南洋桥……酌别表海亭。”由此可知，两谯门间的桥梁乃南洋桥无疑。因为南洋桥与表海亭近在咫尺，所以郝经才会有如此吟咏。南洋桥是否也是一座虹桥呢？目前还不得而知。不过，它曾一度是座钓桥。据《宋史·王居卿传》载：“青州河贯城中，苦泛溢为病。居卿即城立飞梁，上设楼橹，下建门，以时启闭，人诵其智。”对此，《续资治通鉴长编》称：熙宁十年（1077年）“诏修青州城，建楼橹，南岸置钓桥，从转运使王居卿请也。”两相对照，可知这里的“飞梁”非虹桥，而是一座钓桥。又由《嘉靖青州府志》知：这次修南洋桥勒立了“曾肇撰修桥记，米芾书（丹）”的石碑。曾肇系“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之弟，米芾更是“宋四书家”之一。今后的考古发掘工作还要注意寻找这通立于河畔的珍贵碑刻。
    宋代城门遗址的发掘揭示，直接暴露出这里就是北宋青州南城的正北门。如前所考，两“谯门”位置关系是“对耸”，则此城门遗址与东阳城“南楼”两点构成一线当无疑义。由于两“谯门”间的南洋桥在沟通南、北两城交通上发挥着重要功能，它必然与两城内的主要街道相衔接，这便确立了一条贯通南、北两城的中轴线。这条中轴线北端直达北城北门车辕门，南端的南城南门则在新建的石坊路南头附近。需要指出的是，此中轴线并非一条绝对直线，而是大致直线，因为车辕门与北宋城门遗址存在着近百米的偏差。我认为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古代城池中的城门未必都是完全正对的。仅以清代南阳城为例，北门瞻辰门与南门阜财门即非南北正冲，亦有着近百米的偏差。这可能是受当时城内建筑影响，不得已而让城门稍微有所偏移。贾继闵先生《青州表海亭与南洋桥故址考》一文认为“宋南洋桥故址应在今石坊大桥东侧”，但验诸考古发现的宋城门遗址，南洋桥故址却当在石坊大桥西侧。贾先生正是依据与车辕门的南北正对关系来推测南洋桥位置的。结合《光绪益都县图志·城外坊巷》可知，这条中轴线左右还存在着两条小轴线：一是镇青门和岱宗门南北对应呈一条轴线。二是土城口（土门）与“天桥”所衔接的南城东北门在一条轴线上。这三条轴线便是构成宋代以降青州城格局的主框架。一般认为，镇青门、车辕门为明山东都指挥使王德重修东阳城时的遗迹，现在从城门对应关系来看，这两座城门宋代就已在此位置，它们不是王德新辟城门无疑。
    据《光绪益都县图志·大事志下》载：“（洪武）十一年（1378年），都指挥使王德修东阳城。《嘉靖（山东）通志》：‘时拓地建齐藩，故修此城。（南阳城）官廨、庙宇大半移建，宋元以来故址遂湮’。”明初“拓地建齐藩”是青州历史上城市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重要原因，它造成了宋元以来数百年城市格局的大破坏。事实上，南阳城区范围的消长变化，正发生在元末明初。《齐乘·郡邑》载：元益都路“府城五门，周二十里，俗称南阳城。”而《光绪益都县图志·营建志》云：明南阳城“周十三里有奇……门四。”对比之下，发现一个重要历史信息，明比元南阳城周长少了近七里，这可不是个小数字，这片城区哪里去了？这个问题还没有人关注和研究，笔者认为这片少了的城区就是现今的东关。
    种种迹象表明，青州东关一带在宋金元三朝应为城区，而非附郭。如所周知，南阳城向西因南阳河阻隔已无发展空间，向西南则距角楼村汉墓群较近，向正南上世纪90年代初所建神话艺术宫曾出土宋明时期壁画墓葬，这三个方位无疑都不会是城区范围了。现在只有城东的东关一带，有可能属于宋金元城区了。证之以宋代王曾宅第、元代真教寺都地处东关，以及金山东东西路统军司和元益王府第皆在南阳城东门内的历史事实，问题已是一目了然。
    王曾系北宋宰相，青州人。欧阳修《集古录·唐鹡鸰颂》云：“当皇祐至和之间，余在广陵，有勅使黄元吉者，以唐明皇自书《鹡鸰颂》本示余，把玩久之。后二十年，获此石本于国子博士杨褒。又三年，来守青州，始知刻石在故相沂公宅。”可知青州建有王曾宅第。又据清段松苓《益都金石记》称：“按王沂公宅，在今东关寿昌寺后，无复屋宇，惟老鸦脚树一株而已。”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青州知府张玉树曾立碑于王曾故居遗址前，碑曰：“宋宰相王文正公故宅。”其地在今东关粮市街中段路南，积儿巷东侧。令人费解的是，宰相王曾宅第怎么会在明清南阳城的外郭东关，而非城内呢？真教寺乃元代三大伊斯兰教寺院之一，位处今东关昭德街上，它为何也建在了南阳城外郭呢？
    山东东西路统军司系金王朝为防备南宋而设在青州的最高军政机构，元代益王买奴更是以宗室藩王坐镇青州。令人蹊跷的是，山东东西路统军司和益王府故址居然都位于明清南阳城东门内？如此紧靠城墙与城门，根本不符合尊崇重视原则。《光绪益都县图志·人物志》载：“至正十七年（1357年）三月，毛贵陷益都路，买奴偕马睦火，并投东关井中死。”很显然，买奴之所以“投东关井中死”，正因益王府地近东关的缘故，这也是东关当时属于城区而非附郭的佐证之一。
    毫无疑问，明清南阳城东城墙已非宋金元南阳城东城墙，而是向西推移后划除了原属城区的东关一带。东门外护城河也是明初叶大旺重修南阳城所开凿，宋金元时尚无。由于城区缩小，城门自然随之由五门减少为四门了。这样一来，一系列疑惑都破解了，所有的问题皆得到了合理诠释。
    综上可知，明清时期作为南阳城附郭的东关在宋金元诸朝属于城区，这使得我们对历史上青州城区范围的认识更加全面了。可以说，北宋青州城是青州历代最大的城池。唯惜宋末金初接连不断的兵燹战乱对这座城市的摧毁是致命性的，直至清末青州城区的范围再没有能力恢复到鼎盛期的规模。
    报纸报道称：“宋代城门叠压在明代城墙的下面，由城门、城墙、瓮城、石铺路面组成。”发掘者判定这处城门遗址时代为北宋的依据：一是城门两侧残存城墙系用宋代花纹青砖垒砌而成。二是“在挖掘过程中，现场收集了很多陶器、瓷器碎片，据此初步断定出城门及石铺路为宋朝的。”笔者现场考察亲见，宋城门遗址比明城墙向北凸出近5米，表明此城门是突出城墙外，门洞上方为平台，平台南的城墙上建有城楼。这种形制的城门在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上可以寻见概貌，这正是其为宋朝城门的证据之一。此城门宽约3.5米左右，似与文献所载宋时青州城气势存在出入，其实考古发现的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钱塘门也宽仅4米，况且这处城门遗址上还曾建有高大的城楼。这样推算起来，就与文献记载趋于接近了。发掘显示，石铺路上的车辙痕迹颇深，有的地方竟达8厘米左右，这绝不是存世仅160余年的北宋一朝所能造成的，这是个人推断城门使用时间下限晚至元末的原因之一。事实上，明城墙直接叠压在了宋城门遗址上，就需要考虑宋城门在金元两代仍然继续使用，还是早已废弃？发掘者认为“随着朝代的更替，宋代城门被废弃。”这显然说得不够明确。元初郝经《青州山行》诗云：“饮马南洋桥，摩玩米芾记。”由此可知，金末元初南洋桥尚存，仍属交通要津，这处城门当然还在使用。
    至于此城门的毁废原因，我推测是元末战乱所致。考南阳城在元末曾遭受过两次战争严重破坏：一是据《元史·察罕帖木儿传》载，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元朝廷派遣名将察罕帖木儿自济南率领大军东攻青州，当时南阳城为红巾军刘福通宋政权益都行省治所。察罕帖木儿命诸军环城列营，凡数十处，大治攻城器具，百道并进，城内红巾军全力拒守。元军挖出深沟，筑起长围，“遏南洋河以灌城中”。最后元军穴地而入，占领南阳城。二是由《元史·普颜不花传》知，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命大将徐达率军猛攻青州南阳城，元朝守将普颜不花“捍城力战”，拼死抵抗，但因内缺粮草，外无援兵，几天后城池被徐达攻破。南阳城在短短五年时间里两次饱受战争创伤，这处城门难免遭到战火殃及而毁坏。数年后，叶大旺重修南阳城遂将其废弃。
    中国古代城池中瓮城的设置兴盛于五代、北宋。宋代州城大多设有瓮城，起着屏障城门的作用。因受地域限制，青州宋城门遗址外的这个瓮城规模极小，甚至并未建造。报纸报道说：“在宋代城门北侧14米处，考古人员还发现一早期石墙，与宋代城墙遗址方向一致呈东西向，用大石块垒制而成。该石墙叠压在宋代城门北侧路土的下面，考古专家判断，石墙的时代应早于宋代城门。”由于宋城门遗址外必须有座桥梁与它对应，而熙宁十年（1077年）朝廷曾应京东路转运使王居卿之请修建青州城，当时于南阳河“南岸置钓桥”，因此这处石墙或与钓桥基址有关。但要继续发掘，看其长度和范围再定性质，也不排除是固岸长堤或者城防辅助性建筑——羊马墙下的鹊台的可能。
   
    明代南阳城墙被考古发掘出来，展示了一段明城墙的真实风貌，我们清晰可见，它是砖包土结构。关于南阳城的建置沿革史，《光绪益都县图志·营建志》载：“建始之年不可考，唐宋以来皆因之。本土城，明洪武三年（1370年），守御都指挥叶大旺甃以甓石，增崇数尺，周十三里有奇，高三丈五尺，池广亦如之，深丈有五尺。门四：东曰‘海晏’（旧名海岱），南曰‘阜财’（旧名云山），西曰‘岱宗’（旧名泰北），北曰‘瞻辰’（旧名凌霜）。天顺间，都指挥高源、知府赵伟、徐郁修城楼、台、铺。正德七年（1512年），佥事牛鸾、知府朱鉴；嘉靖八年（1529年），知府江珊，相继修。嘉靖十三年（1534年），兵备佥事康天爵增筑西门月城。国朝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知府陶锦修城东门及南门楼，又修东南隅文昌楼。六十年（1721年），重建楼垣。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知府李涛请帑修。道光二十一年、二十二年（1841、1842年）知府方用仪、署知府英桂倡捐重修。”南阳城毁于近世，此次考古发掘前仅万年桥东南侧和范公亭三贤祠附近城墙遗迹尚存，显示着巍峨壮观的雄姿。
南阳城因濒临南阳河而得名，又由于明城池轮廓形似卧牛，俗称“卧牛城”。该城至迟金朝已得其名。于钦《齐乘·郡邑》所引金人李余庆《齐记补》中首次明确提到“南阳城”之名，即青州“（金）天会（1123~1137年）中……治南阳城。”对于南阳城的始建时间，目前权威说法是《光绪益都县图志》编纂者们的考证结论——北魏孝明帝熙平二年（517年）重修东阳城，同时于阳水之南筑南郭。但笔者研究发现，这仅是一个建立在理论上的推测而已，其实南郭此前业已见诸正史。如《宋书·沈文秀传》载：明帝泰始三年（467年），北魏蜀郡公拔式统率数万大军包围青州东阳城，“十月，进攻南郭。”这条资料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刘宋时的东阳城已是一座建有南郭的城池。再如《魏书·刁雍传》载：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北魏寿光侯叔孙建率军“攻东阳，平其北城三十许步。”从东阳“北城”可推导出南阳河南岸应当建有南郭，这座“北城”是相对于南郭而言的。此时上距东晋青州刺史羊穆之于义熙六年（410年）建造东阳城不过13年，因而我们有理由认为东阳城及南郭应是同时建造。于钦就曾推测南郭与东阳城“或皆羊穆之所筑”，看来确实有些道理。
    明代大规模修缮南阳城的时间存在两种说法，即洪武三年和四年（1370、1371年），均见《光绪益都县图志》及所引明代文献。这一年的出入，我意应该分别是开工和竣工的时间。那么，明初为何要重修南阳城呢？这是因为该城经过元末农民战争的破坏，已经残破不堪了。当时在山东都指挥使叶大旺主持下，对南阳城进行了全面修复，从“已出土180米长明朝城墙遗址”来看，墙体雄伟坚固，无疑是青州历史上建造质量最高的城墙。我认为明南阳城建造质量较高并不断重修的原因有三：一是元末明初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城池建造运动，这也是历史上用砖石筑造城池的最大一次筑城运动。南阳城被“甃以甓石”，正是这一时代背景下的产物。二是青州政治地位重要的缘故。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于青州置山东行中书省，辖全省6府15州89县。九年（1376年）山东行中书省改名山东承宣布政使司，西移济南，青州由省会降为府治。一般认为这是青州地位的大下降，其实不然。明王朝建国后在政治上实行分封制度，洪武十五年（1382年）太祖第七子齐王朱榑就藩青州，建造了规模宏大的齐王府，这个亲王府邸实乃一座城中城，其北门“广智门”距离出土的这段明城墙不过数百米。齐藩废后，汉王朱高煦又被诏封青州，他是当时除成祖朱棣、太子朱高炽外，大明王朝的三号人物。朱高煦虽未奉诏就藩，但这足以表明青州在明统治者心中的分量。弘治十二年（1499年）宪宗第七子衡王朱祐楎就藩青州，传六世七王，直至明亡。由此可见，明代南阳城不仅曾系山东行中书省治地，更是齐藩、衡藩所在，政治地位十分突出。三是南阳城很可能是动用军队修筑而成。洪武三年（1370年）升青州卫为山东都卫指挥使司（八年改都指挥使司）。都卫指挥使司节制方面，长官称都指挥使，正二品，执掌全省军政。叶大旺身为首任山东都指挥使，乃地方最高军事长官，可以直接动用兵力修建城池。此后重修东阳城、南阳城的王德、高源官职也是都指挥使，而且齐王府的修建任务还明载是由军队承担完成。毫无疑问，动用军队比征调民夫修建城池更有效率，可谓事半功倍。
    颇需一提的是，这次修城较之元朝有四个大变化：一是将城池从周长二十里缩减为十三里，去除了原属城区的今东关一带。也就是说，叶大旺重修南阳城不是扩建而是缩建。明初因元末战乱，青州人口骤减，城区几为废墟，这是城市规模压缩的根本原因。南阳城这次虽系缩建，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是青州历朝城市建设中修建质量最高的一次，而且比同时重修的济南城规模还大。洪武四年（1371年）全面修缮济南城，土城墙变砖城墙，全城周长十二里四十八丈，高三丈二尺。青州南阳城较之济南城不仅周长略长，还高出三尺。二是将整座城池“甃以甓石”，变成砖城。三是增加城墙高度并开凿护城河。既比原来元城墙“增崇数尺”，又开凿了“广三丈五尺，深丈有五尺”的护城河。其中，东门海岱门外护城河在宋元时尚无，系明代新开凿。四是城门由元代五门减少为四门，即废弃了考古发现的这处宋迄元末的城门及东北门。又于这两个废弃城门之间新创了万年桥北的凌霜门。顺便指出，与凌霜门隔河正对的东阳城南门——南天门亦非宋元城门无疑，它是王德修东阳城时为与凌霜门对应而新辟的城门。在这四个变化中最大的变化是压缩了城区规模，将元南阳城缩建为明“卧牛城”了。
    还应补充说明的是，南阳城何时由土城变为砖城？明康天爵《增筑青州府城记》称：该城“历唐、宋、金、元，率皆覆土。明洪武辛亥（1371年），始加甓甃。”这一说法，恐有不妥。据《元史·世祖纪》载：“（中统）二年（1261年）……李璮擅发兵修益都城堑。”对此，《元文类·张宏行状》则明确说道：“益都因涧为城……今更包以砖石。”李璮乃金末红袄军首领李全、杨妙真夫妇之子，他调动军队将益都城（即南阳城）“包以砖石”，凭借坚城，对抗朝廷。这说明早在蒙元时青州南阳城已由土城变为砖城，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明初“始加甓甃”的传统说法。那么，为何康天爵对李璮“包以砖石”往事未置一词呢？这有两种可能：一是经过元末战乱，百年前的砖城已基本被毁，鲜为人知。二是康氏有意对前朝叛臣修城之事不屑一提。窃以为后者可能性较大。因叶大旺是对元城墙“增崇数尺”、“甃以甓石”，所以明城墙内所包之土城墙，即元城墙。我们今后的考古发掘工作，需要留意寻找元砖城遗迹。概而言之，南阳城墙包砖始自蒙元李璮割据山东时，此前一直为土城，正式大规模砖砌城墙则在明初。
    文献中的明代南阳城资料颇值一提。明人吴斌在《青州歌》中高唱：“青州高城雄九州，城门天上飞琼楼。”“嵯峨城阙帝子宫，天人遥镇沧海东。”康天爵《增筑青州府城记》盛赞道：“南枕山麓，北距河流，雉堞翬飞，楼观云丽，隐然东方一巨镇也。”清《咸丰青州府志·形胜考》则评云：“倚山俯涧，基址壮阔，雉堞排密，积谷屯兵，可容十万，所谓天府之国，古王伯所争都。山东之地以青州为根本，济南为门户，此言非虚论也。”
    关于“水门遗址”，报纸报道：“由长方体的巨石垒成”，“东西长26.2米，与明代城墙一体而向北突出3.1米，残高2米，与益都县图志对照吻合，基本确定为益都明城的水门遗址。”但就笔者现场考察情况来看，这不是水门遗址，因为既未发现水门涵洞，又见遗址内部系夯土结构。这实际上是一个城台遗址。如所周知，城台亦称墙台，是城墙上每隔一定距离就修建的凸出墙外的台子，平面有长方形、半圆形两种，因外观狭长，状如马脸，俗称马面。城台一般依据需要而设，大多建在城墙外侧陡峭崖边，砌有垛口，可以瞭望、放哨、屯兵和存放战备辎重（如滚木、雷石），主要功能是加强城池防御能力。当敌人逼近、准备登城时，守兵可凭借城台，消除城下死角，自上而下三面攻击敌人。由《光绪益都县图志·城内坊巷》知，清南阳城共建有24个城台，仅北门瞻晨门与西门岱宗门之间即有5个城台和1个“水门址”。考古发掘的这处城台遗址正是“水门址”西边第一个，因其地近“水门址”，导致误判。这个城台遗址系砖石结构，下面石砌，上部包砖（已佚）。笔者于遗址上看到一件残留腐朽木柱的柱础，谨按城台有实心、空心两类，空心者墙体开窗，守兵可躲藏其中攻击敌人。这个柱础表明此城台或属空心城台，但这要进一步清理后才能做出判断。考明南阳城在这一带确实曾建有一个水门，据《嘉靖山东通志·山川下》载：“张仙洞，在阳溪（南阳河）北岸，与（青州）府城水门相对。”对此，《光绪益都县图志·营建志》说得很明白，这是“旧水门”；《城内坊巷》图中也标注得很清楚，此乃“水门址”。可知这个明水门在清代业已废弃，清人所见自非全豹，很可能当时就搞错了。我推测这个“水门址”位于万年桥西铎楼西北，地当今衡王桥东数十米处，如果进行发掘或许还能找到。清南阳城于“东北角楼下（有）大水窦，泄城内阴沟之水。”此大水窦承担起了前朝水门的作用。
   
    作为青州首个考古发掘出来的宋代城门遗址，对于整座青州古城研究具有弥补缺环的重要意义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学术价值。回首反观出土的这段明代城墙，竟是如此的雄伟大气。对照《光绪益都县图志·县城全图》可知，明清城墙坚实厚重，固若金汤，兼有防御、防洪双重功能，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这是青州文明发展的见证，是宝贵的不可再生资源。有鉴于此，笔者建议对这处文化遗存尽快采取保护和利用措施。
    首先，组织专家考察现场，召开学术研讨论证会。申请将遗址公布为山东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划定明确保护范围，城墙延伸区内不得搞任何建设，已经在建的工程项目立马叫停或限制建筑规模，切实保护好这一难得的文化遗产。
    其次，在科学保护规划基础上，赋予遗址适当利用方式，做到保护与利用并重，达到文化遗存长久传承目的。北宋城门和明代城墙在青州古城修复建设之际，应世而出，保护利用，正当其时。令人欣喜的是，遗址的发掘成果及周边环境适合就地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目前看来，对这处文化遗存最大的威胁是风吹日晒雨淋，考古遗址公园可采取沿城墙上方建造长廊的方式对墙体加以保护。北宋城门属于珍贵历史遗迹，更需加倍用心呵护，可在遗址上加盖木质城楼或搭建大型顶棚，起到保护和标示城门位置的双重作用。采用考古遗址公园这种开放保护方式无疑是合理的，既能使遗址在自然状态中呈现着当年风貌，又可彻底拉近公众与考古的距离，让越来越多的人直击和触摸文化遗产，了解脚下的历史，感知城市的兴衰。这样在保护好遗址的同时，又为青州旅游业注入新活力，实现了文化遗存的社会价值，收到保护与发展双赢的功效。
    最后，争取加大考古资金投入，继续扩大发掘范围，进一步加强对遗址布局结构和功能的深入探索。须知挖出有价值的东西不易，研究起来更难，这项工作还需积极跟进。 ZNR中國網 浙江頻道 浙江權威新聞宣傳要以这次考古发掘为契机，展开对整座南阳城城墙的摸底调查，这对研究青州历史文化将有深远意义。还要注意结合城墙和城门自身特点，从古代交通，甚至文学角度，寻找更多与青州城有关的历史文献资料，以便让社会各界对青州古城有着更深了解，为将来遗址的全面展示和申报全国重要考古发现做好充分准备。（李  森）

 

编辑：今日青州网